先天和后天：精神疾病是家庭造成的吗？
一个人是高是矮，是否擅长运动，大多数人都相信这取决于基因（天生的生物学潜能）和成长环境（饮食、锻炼，甚至所上的学校）的共同作用。在此问题上并不存在争议。然而，一提到心理，争论就冒出来了。智商是遗传的吗，还是只要机会同等，每个人的智商就会同等？人格或犯罪行为是与生俱来的吗，还是可以后天改变？我们通过健康的生活能否避免抑郁症？没有什么问题比我们对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的看法更两极分化了。这些争论不完全是和风细雨的学术讨论，它们还会火上浇油，激化反映了根本不同的世界观的政治和社会信念（并反过来又为这些信念所激化）。
精神病学起初完全是站在“先天”这一边的——即认为精神疾病在家族中代代相传，是遗传上的缺陷。精神病学当时的任务是改善病况，尽可能使得生活容易一些，并希望能够达成迅速的康复。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开始改变这一切，将天平倾向“后天”。精神分析牢固地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早年生活的经历，以及对这些经历的记忆，是很多疾病的起因。更令人信服的是，弗洛伊德向我们表明，解决这些记忆问题能够治愈一些精神疾玻因此，一个病人的个人史（即他们的“叙述”）不仅可作为理解其疾病的背景，还可能是其疾病的源头。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精神分析主导了精神病学的理念和培训。精神分析对美洲的吸引力应该不足为奇。毕竟，这些社会是由那些逃离欧洲的人建立起来的，他们逃离了欧洲悲观的宿命论，逃离了其不可撼动的社会等级及世袭的君主制和贵族制。这些迁往西方的人们拒绝接受这种状况，抓住了为每个人打造自己未来的机遇。因此理所当然地，他们会支持这一将个人的成长潜力奉为神圣的心理学派，因为它倡导个人能够克服早期的限制，塑造自己的命运。此后，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对战斗创伤的观察资料，后天和人生经历所起的作用进一步得到了证明（第三章）。而对纳粹德国人种改良和种族主义政策的揭露（其中包括对“遗传上低下的”精神科病人的清洗），最终奠定了后天论在道德上无懈可击的地位。
强调后天作用的吸引力之一是，它为治愈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如果精神疾病从根本上说是由人际关系引起的，那么，通过人际关系（即心理治疗）它们便应该能够得到治愈。然而，这一理念有其不利的一面，即可能对责任进行归咎——尤其是归咎于父母。当弗洛伊德开始怀疑病人报告的受到父母性虐待的情况（起初他认为这是自己的病人所患神经症的病因）可能是幻想的时候，他本人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些风险。伟大的德国精神病理学家和哲学家雅斯贝斯指出，尽管理解症状的个人相关性在精神病学中至关重要，但它并不等同于理解引起疾病的原因。然而，在公众对此问题的争论中，这一精细的区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