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关在死牢里的男女囚犯只不过是一系列不幸的集合体：不良的基因、糟糕的父母、恶劣的环境、愚蠢的想法。他们显然都是些倒霉透顶的无辜者。在人生的这些变量中，有哪一个是他们可以真正负责的对象？已经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一个人的生理基因和成长环境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但是，没有人能够对自己的基因或成长环境负责。我们的司法体系应该体现这样一种认识：在人生的牌局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抓到一手烂牌。事实上，道德本身就掺杂着运气的成分，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反而有违我们的道德原则。
我们的道德直觉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现在发明了一种可以治愈人类罪恶的方法，结果将会怎样？假如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成本低廉、安全无痛的手段让大脑活动产生相应的改变，譬如说，我们可以将某种药物直接添加到食品当中，就如同添加维生素D一样，那么所谓的“罪恶”就只不过是一种类似营养不良的疾病。
假如这种治疗罪恶的方法真的存在，我们就能明白，人们的复仇心理存在着道德上的缺陷。也许到了那一天，我们可以拒绝给一个杀人凶手提供相应的治疗，作为对他所犯罪行的一种惩罚。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这意味着有些人理所应当地被排除在治疗范围之外？如果在一个人实施犯罪之前，我们原本有机会将他治好，那他是否仍然应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似乎那些对他的病情早有了解的人更应该因为疏忽大意而受到起诉。对于案例5中的凶手，我们已经知道脑部肿瘤是他犯罪的真实原因，我们也可以为了惩罚他而拒绝对他实施手术，但这是否说得过去？显然说不过去。这里面包含着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惩罚的念头，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人类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
尽管人们钟情于自由意志的观念，但大多数人都已明白，即使是最美好的想法意图，也敌不过大脑疾病的负面影响。这种认识上的转变，说明我们对普遍人性的看法有了长足的进步，它更深刻，更合理，也更具怜悯之心。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认识的发展显然与形而上学的宗教教义背道而驰。根据宗教教义，每个人生来就拥有一个永恒的灵魂，这个灵魂完全不受物质世界的任何影响，包括这个人的生理基因或者他所身处的经济体系。然而，这种观念其实最容易为人类的暴行提供生存空间。
将人类行为视作一种自然现象并不会破坏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如果能将地震或飓风关押起来，以阻止它们施虐，我们同样应该为它们建造监狱。我们不遗余力地抗击传染病毒，甚或杀死一些偶然出现的野兽，但我们从不认为它们也具有自由意志。很显然，即使将有关人类行为根源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依然可以明智地应对社会危险分子所造成的威胁。我们仍旧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刑事司法系统，根据犯罪分子对社会构成的潜在威胁，它可以准确地进行定罪量刑。但是，惩罚的理由则会自行消失——除非我们发现惩罚是达到威慑或恢复目的的必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