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有关复仇的问题总是让我们感到左右为难。美国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令人深思的文章。文章讲述的是如果一个人复仇的渴望没有得到满足，他有可能会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戴蒙德对比了两个人的真实经历。
一个是他的朋友丹尼尔，这位新几内亚高地人成功地报了杀叔之仇；另一个是戴蒙德已经过世的岳父，他曾有机会杀死一个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残杀了他所有亲人的凶手，但他最终把这个人交给了警方。可是，凶手只在监狱里待了一年，然后就重获自由。
在这两个故事中，一个人复仇成功，另一个人则放弃了复仇，这两种行为最终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后果。虽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新几内亚高地的仇杀文化，但丹尼尔的复仇之举毕竟让自己的良心得到了极大的宽慰，而戴蒙德的岳父在此后的60年里却一直生活在“悔恨、内疚的折磨之中”。显然，对于许多人来说，复仇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
我们总是倾向于将他人视作自身行为的主宰，如果有人对我们造成了伤害，我们会要求他承担责任，并认为这种罪行必须受到惩罚。而且通常来说，唯一合理的惩罚手段似乎就是让行凶者承受痛苦，或者剥夺他的生命。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一个以科学事实为审判依据的司法体制是否能够抑制这种复仇冲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够将人类行为背后的各种原因充分纳入考虑范围，这至少在一种程度上可以缓解我们对不义行为的自然反应。
例如，如果戴蒙德岳父的家人是被一头大象践踏而死，或者死于霍乱感染，那么我相信戴蒙德岳父所承受的痛苦会有所不同。我们也同样相信，如果戴蒙德的岳父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杀害他家人的凶手原本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而这个人之所以会犯下罪行，是因为大脑前额叶皮层受到某种病毒的侵害，那么他心中的悔恨也会缓解不少。
然而，复仇的“假象”仍然符合道德的原则，甚至是必不可少——如果它的确可以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主张对某些罪犯进行严惩（而非遏制或恢复）的做法是否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复仇的欲望，是因为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是自身思想、行为的绝对主宰，因此，复仇的欲望其实是建立在一种认知与情感的错觉之上，并由此产生出一种道德的错觉。
在探讨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有可能因为慑于事后的惩罚而中止实施时，我们才会将相应的原则运用到他的身上。我们无权让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行为负责。比如说，如果我们将打喷嚏定为一种罪行，那么无论面临的惩罚有多么严重，总会有人违反这条法律。然而，对于绑架一类的行为，实施者需要一步步地精心谋划，付之行动，因此威慑就有了用武之地。如果惩罚的威胁可以让你中止自己的行为，那么你的行为就恰好印证了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传统观念。
为了防止某些罪行的发生，严厉的惩罚也许真的是一种必要手段，而不能仅仅依靠遏制性或者恢复性的措施。但是，这种纯粹基于实用目的而采取的惩罚举措，与我们目前所实施的惩罚手段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然，如果对细菌与病毒的惩罚可以防止大规模传染疾病的发生，我们同样应该将它们绳之于法。
赏善罚恶的措施可以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要求当事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它甚至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社会惯例。正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威格纳（Daniel Wegner）所指出的，自由意志观念可以成为理解人类行为的一把钥匙。如果一个人自愿选择在牌桌上挥霍掉一生的积蓄，我们会说他自作自受，这句话的含义是，他本来完全可以做出其他的选择，他的一切行为都源于自己的想法。他之所以沉湎赌博，并非由于偶然的因素，也并非是受到某种幻觉的控制，而是出于他自己一步步的意愿、想法和决定。
在很多场合下，我们可以忽略那些潜藏在各种欲望、意愿背后的深层原因，比如说基因结构、突触电位，等等，而将关注重点放在有关人类行为的传统认识之上。当我们思考自身的选择与行动时，我们往往会这样做，因为这是一种合理建构自我思想、行为的最简单的方法。为什么我要的是啤酒而不是红酒？因为我喜欢啤酒。那为什么我喜欢啤酒呢？我无法解释，但我通常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在餐厅用餐的时候，我只要知道自己喜欢啤酒而非红酒就已经完全足够。无论原因是什么，反正相对于红酒来说，我更喜欢啤酒的口味。这其中是否存在所谓的自由？显然没有。如果我决定违背自己的偏好去选择红酒，这是否意味着我神奇地拥有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反常的决定其实与你自身的偏好一样，都根源于无法解释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