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一位著名的学者曾说过：“如何说明罗马帝国的兴起与如何说明罗马帝国的衰颓，是历史上两个最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记得罗马帝国的衰颓，犹如它的兴起一样，并非起于一因，而是多原因的，也非由于一两个事件而是历时300多年的整个过程，那我们比较容易去了解这两个问题。有些国家持续的时间还不如罗马帝国衰败期间来得长久。
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其灭亡，常非由于外力的摧毁，而是其内部的腐蚀所造成的。罗马帝国倾覆的基本原因，在于它的人民、它的道德风气、阶级间的斗争、商业的败落、官僚作风的专制政治、繁重的课税及耗费繁大的战争。
基督徒作家们对罗马的败坏早已深深地察觉到。公元200年，德尔图良曾高兴地预言世代的结束，这可能是异教世界毁灭的前奏。西普西安在公元250年对基督徒被认为是帝国不幸之源的指控加以反驳，而将帝国的衰败归于自然的因素：
你必须了解这世界已日渐衰老，失去了先前的活力，这证明它是自形衰残。雨水和阳光均告减退，矿产几已用竭，农人在田里无法工作了……
蛮族的侵入，以及蕴藏丰富的矿脉经多个世纪的挖掘，无疑使罗马帝国贵重金属的供应量大为降低。在意大利中南部，滥伐树木、土壤被流水冲蚀、农夫不顾灌溉河渠及无秩序的政府使意大利比以前更加贫穷。然而，其原因并非在于土地本身的贫瘠，也非气候的转变，乃因愁眉不展、满面沮丧的人们对一切漠不关心所造成的。
生物上的因素倒是比较基本的。在哈德良皇帝以后，帝国西部的人口锐减。虽然有人怀疑，但蛮族在奥勒留、瓦伦提尼安、奥勒利安、普罗布斯、君士坦丁诸帝年间大量迁入罗马帝国，那是不容置疑的。奥勒留为了补充他的军队，便征募奴隶、武士、“警察”、罪犯。各种危机日渐增加，自由民日益减少，奴隶人数也随之降低。因此，田园荒芜，而以意大利为最，佩提纳克斯把这些农场赐给愿意耕种的人。针对人源的不足，塞维鲁斯也制定了一条法律。希腊几个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在锐减，亚历山大港曾夸耀其人口众多。但据戴奥尼西主教计算，在他那个时代（公元250年），该地的人口已减成半数。他因“目睹人种不断地减少与绝迹”而深感忧虑。唯有在帝国以外或境内的蛮族及东方人仍然在增加。
人口递减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主要在于家庭节育。首先被受教育阶级实行，而后大众阶级也因过高的生殖能力而进行节育。到了约公元100年，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整个农业阶级，借着顾全帝国粮食的名义，去唆使乡村人们也同样实施节育。到3世纪，整个西方各省都竞相仿效，而在高卢大大地减低了人力资源。虽然杀婴被视为有罪，然而贫苦愈甚，此风愈长，过度纵欲减低了生育能力，迟婚或不婚也造成同样的结果。在东方习俗传入西方之时，阉割之风也大为兴盛。侍卫队的司令官普朗蒂亚努斯阉割了100个男孩送给他的女儿，作为结婚礼物。
除了节育以外，导致人口减少的原因，则为战争、叛乱及瘟疫。在奥勒留、加列努斯与君士坦丁在位期间，传染病使大部分人丧生。公元260—265年，黑死病的流行，几乎使每一个家庭都遭袭击。据说在罗马，连续几星期，每天几乎死亡5000人。罗马近郊大平原坎帕尼亚的蚊子对入侵蓬蒂沼泽地的人类大加侵扰，痢疾剥削了拉丁姆及托斯卡纳穷人与富人的体力。战争、叛乱所造成的大毁灭，与避孕、堕胎、杀婴等方式的运用，不但妨碍了人口增加，同样也妨碍了优生，最有能力的人结婚最迟，生育最少却又死得最快。施舍削弱了穷人，而奢侈腐化了富人，长久的太平日子，夺去了半岛上人民勇武的资质与战术。移居于北意大利并充斥于军队中的日耳曼人，不论在品德或体格上都比苟延残喘的本国士兵来得优秀，如果时间许可，经过长时期的同化，他们可以吸收古典的文化，并使意大利的血脉更为壮大，然而，没有足够多的时间让他们同化。再者，意大利人久已掺入了东方人的血统，体质较纯种罗马人更差，智能则较强。那些急遽繁衍的日耳曼人，不能了解古典文化，既无法接受，也无由传播。而繁衍快速的东方人则一心欲摧毁罗马文化。拥有此文化的罗马人民，却因图不孕不育之乐，而自毁其文化。因此，罗马帝国的被征服，实非由于外来蛮族的侵袭，而是其境内蛮族不断地繁殖所造成的结果。
道德低落促成帝国的瓦解，难得的淳朴和信心所造成刚健的性格，也在耀眼的财富和不信仰的自由中消失殆尽，中上阶层的人有足够的财富屈服于外界的引诱，除非自爱之心制止了自己。都市人口日益稠密，使人们间的接触频繁，同时也造成管理和监督上的困难。移民带来千百种的文化，文化的不同，使彼此间产生摩擦，又导致了相互间的漠不关心。美学和道德的标准也因追随时尚而降低，色情泛滥，而政治上的自由却大为减少。
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认为基督教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他和他的追随者辩称：因为这个宗教毁了旧的信仰，而旧信仰却是罗马人民道德及国家安定之所系。基督教不仅对古典的文化宣战（包括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它还将东方的神秘色彩带进罗马现实而恬淡的生活中。它使人们的思想，由积极的现实生活转变为消极地准备世界末日的来临，更使人沉迷于苦修与祷告，求得个人的解脱而不由效忠国家而求取集体的拯救。当掌握军权的君王想求得帝国的统一时，基督徒却从中破坏，它又使它的信徒们无心于公务，并拒服兵役，正在帝国企图鼓舞人们去打仗之际，基督教散布和平与不抵抗的观念。基督的胜利即罗马帝国的死亡。
以上严厉的抨击，的确有某部分属实，然而，基督教并非存心造成信仰上的纷乱，以致渐使罗马帝国崩溃。基督教的成长，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颓的原因，毋宁说是罗马帝国衰颓所造成的结果。在基督出现前，旧的宗教即已告瓦解，古罗马哲人恩尼乌斯和卢克莱修曾较以后任何异教徒作者更严厉地抨击过旧的宗教。罗马帝国征服希腊是道德沦丧之始，到尼禄王时已败坏到了极点，而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伦理道德的重整颇有裨益，就因为罗马帝国的日渐萎缩，才使基督教快速地发展。
人们对国家渐渐失去信心，并非由于基督教促使其如此，而是因罗马帝国为了保全财富而不恤贫穷，为了捕获奴隶而去打仗，为了奢侈的享受而尽力课税，不能把人民从饥饿、疾病、侵扰及贫困中解救出来。尚值得原谅的是他们由恺撒的散播战争转变为基督的散播和平；由难以置信的暴行，变为前所未有的善行；由没有盼望、没有尊严的生活，转向一个安慰他们贫穷且提高他们人性尊严的信仰。罗马帝国的灭亡既非由于蛮族的入侵，更非缘于基督教的兴起。事实上，在蛮族侵入、基督教兴盛之际，罗马帝国已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前已述及，罗马帝国衰颓的经济因素，是了解戴克里先大事改革的先决条件。于此，我们只需概括地回忆一下：各地谷量短缺，奴隶来源中断，大庄园均告败落；运输退化，贸易受阻；行省与行省的竞争，丧失了省际市场；意大利的工业方面，无法达成输出与输入间的均衡，导致贵重金属流入东方；穷人与富人间毁灭性的冲突；救济金、军饷、一个庞大的政府及不事生产的宫廷人士所需的与日俱增的费用；货币贬值；才能又无法施展；资本因繁重的课税而变成公有；资金与劳工的流出，农业上受农奴制度的束缚，工业上受阶级制度的束缚。凡此种种，皆导致意大利物质生活根基逐渐腐朽。直到最后，经济衰颓以后，罗马的权势只剩下一个政治性的“鬼魂”。
罗马失败的政治原因只有一样：暴政摧毁了人民的公民意识，也使其丧失了政治的才能，非诉诸暴力，国家无从贯彻其政治意志，罗马人民对政府国家不再有兴趣，而只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娱乐、军团，或寻求自己的解脱，爱国心原存在于异教徒心中，如今也消失殆尽。在佩提纳克斯之后，元老院逐渐失去其权势与威望，而变得慵懒、奉承而贪财；连最后可能把罗马从穷兵黩武、混乱的局面中救出的机会都丧失了。帝国派遣到地方去的都是一些吹毛求疵的人、一些吸血鬼，不再是第一流的人才。而官员得负制定税额、定时足额收税、繁复仪式、施惠捐助、举办竞技赛事、抵御蛮族入侵和阶级斗争等责任，令人人逃避官职，正如逃税或离开农场工厂一样。
人们故意贬抑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免被选任公职，有些人逃往他乡，有些人改业务农，也有出家为僧者。公元313年，君士坦丁放宽尺度，允许基督教的牧师免服公职，免缴几种赋税。这是异教僧侣一直享有的权利。教会很快地挤满了应征圣职的人群，城市却抱怨公职人选的缺乏与税收的不足；最后君士坦丁大帝只得规定，凡能胜任市政职务的人，不准录为圣职人员。“警察”把那些不喜欢政治荣耀的人抓起来，正如逮捕逃税、逃避兵役的人一样，强迫他们回到城市为政府做事。最后连儿子也得继承父亲的社会地位，并接受官职。这种农奴式的世袭制度成为富人阶级牢不可破的桎梏。
加列努斯唯恐元老院背叛，令元老们脱离军队。当意大利不再生产军事物资时，这道命令使半岛的军事力量完全瓦解。地方军队和佣兵的兴起，塞维鲁斯的废除侍卫队，地方势力的产生，与他们之间夺取王位的斗争，使意大利早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前即失去其领导重心，甚至失去其独立自主的地位。罗马帝国的军队不再是罗马人组成的军队，而是由各省人民主要是蛮族所组成，他们不为他们的祭坛、家庭而战，却为薪水、战利品而战。他们宁愿攻击劫掠帝国的城市，而不愿意应付外来的侵略。他们多数是农夫之子，嫉恨富人和都市，视其为穷人及乡村的剥削者。于是乘内部纷乱之际，他们彻底地劫掠各城市，不留给外来蛮族侵扰的机会。那时，军事问题比内政问题更趋严重，边疆的城市反成了政治中心，罗马城却成为凯旋式的剧场、帝国建筑的展览所、政治古董的博物馆。权力分散、多首都的建立，使行政统一破坏无遗。版图扩展过大使政治家难以统治，军队无法保卫的帝国遂告分裂。高卢与不列颠为了对抗日耳曼与苏格兰，都各自选出了司令，又尊之为王。脱离了泽诺比垭的统治，西班牙、非洲几乎毫无抵抗地臣服于蛮族。在加列努斯统治时，约有30个将军各自统治了30个地区，不受中央的控制。这一出帝国破败的恐怖戏剧，其内部的因素实为主要的幕后人物，蛮族不过是乘虚而入，而生理、道德、经济上以及政治才能上的失败，才真正导致帝国混乱、沮丧乃至败亡的原因。
西罗马帝国衰颓的外在因素，是亚洲西北的匈奴人扩张而移入的结果。由于被中国的军队和中国万里长城阻挡了他们东侵的势力，于是他们便向西方发展。公元355年，其势力远达伏尔加河和奥克苏斯河，使俄国的撒姆西亚（人）移到巴尔干半岛；哥特人也被侵袭，因而转到罗马的边界。他们被准许横渡多瑙河定居在莫西亚（公元376年）。因受罗马官员的虐待，哥特人起而叛变，大败罗马军于阿德里安堡（公元378年），使君士坦丁堡也颇受威胁。公元400年，阿拉里克领导西哥特人翻越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境内，公元410年，他们捣毁并占据了罗马。公元429年，盖塞里克率领汪达尔人远征西班牙与非洲，并在公元455年也占领罗马。公元451年，阿提拉领导匈奴人进攻高卢和意大利，虽然受挫于沙隆，但也攻下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公元472年，一位潘诺尼亚将军——俄瑞斯忒斯立其子为帝，称之为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四年后，在罗马军队中，居多数的蛮族佣兵推翻了这位“小奥古斯都”，另立奥多塞为意大利国王。奥多塞承认在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至高无上，而罗马皇帝也接受他为属国国王。东罗马帝国一直持续至1453年。那时，西罗马帝国早已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