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克里先以恺撒的精力去重组政府各个部门，又提升许多平民和军官为贵族，使贵族成为一种世袭的阶级，具有东方极尊贵的地位，拥有极多的头衔，并得遵守许多的繁文缛节。他和他的同僚又将帝国划分为96个行省、72个教区和4个县，指派这些平民和军事领袖分掌各区域，这是一个地道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认为地方自治如同民主政治，是和平与安全的奢侈品，而且解释他的独裁政治是由于危急战争的需要。战争开始了，而且光荣地胜利了。君士坦提乌斯收复不列颠，加莱里乌斯大败波斯人，波斯人割让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底格里斯河以外的五个行省，罗马的敌人在30年之内都受阻不能前来。
在和平时代，戴克里先和他的副手们却面临经济萧条的难题。为了克服这种不景气并防止革命事件的发生，他以管制经济代替以往的供需律，保持金币固定的重量和纯度，以建立一个健全的币制——这种重量和纯度的标准在东罗马帝国一直保持到1453年。他以半价甚至免费将食物分给穷人，并且承办广大的公共事业以挽救失业者。为了城市和军队日用品的供应，他收购许多工业，归国家经营。最先是谷类的进口，他说服从事这种事业的船主、商人和船员接受政府的控制，以换取安全的保障。帝国自古拥有许多采石场、盐及各种矿物，此时禁止盐、铁、酒、油及谷类由意大利出口，而且严格管制这些货品的进口。接着，他又控制供给军队、机构和朝廷日用品的工厂。像纺织厂、食品厂、兵工厂，政府都会要求一个最低的产量，以成本价卖给国家。并使厂商负责执行命令及各种计划，如果效果不好，政府便将这些工厂完全收归国有，并提供大量的劳工。渐渐地，经过奥里安和戴克里先，意大利大部分的工厂及各种行业均在帝国的控制之下，对于屠夫、面包师、泥水匠、建筑工人、吹玻璃工人、铁匠、雕刻家，政府都有详细的规章。罗斯托夫柴夫（Rostovtzeff）曾说：“各社团组织不像是他们公司的主人，反而像是帝国派来的管理人，他们必须受不同部门官员及军事单位首领的约束。”商会及工会从政府得到不少特权，而且经常运用压力，行使帝国的政策，他们就像政府的机关，协助编组劳工而且代政府向会员们收税。3世纪末4世纪初，政府也以同样的手法控制军备、粮食和服装工业。保罗·路易曾说：“每一个行省都有特别的地方收税官，监督工业活动，在每个大城镇，帝国像一个有财有势的雇主……高高地站在那些被重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实业家之上。”
如此的制度是不能没有物价管制的，公元301年，戴克里先和他的副手们下达诏书，规定罗马帝国内所有重要物品的法定最高价格及各种劳役的最高工资，序言中攻击那些囤积居奇、垄断经济市场以抬高物价的投机者：
那些没有人性的人，好像没有看到我们市场中的物价不正常地升高，没有丰收，也没有过多的补给品，但人们为何不再像以前热烈地购买？……有些人的目的是保持财富，放高利贷以及追求不正常的利润……整个世界充满了贪心的人，当我们的军队在为全体的安全作战时，奸商则以高于市价四倍、八倍，甚至高得不可形容的价钱敲诈他们，使他们有时候必须用尽所有的军饷及奖金去购买一样东西，以致全国百姓所缴纳来供养士兵的税金，最后都落入那些讨厌的窃贼手中。
直到如今，这诏书仍是世界上以政府法令代替经济法则最著名的例子，但它很快而且很彻底地失败了：商人仍然私藏物品，货物被垄断的情形比以前更严重，戴克里先则被指责纵容物价的高涨。于是内乱复起，而这诏书只得放宽，以恢复生产及分配，最后终于被君士坦丁大帝取消了。
庞大的行政费用是这一经济制度最大的缺点。它所需要的官僚如此之多，以至于拉克坦提乌斯当初无疑经过政府的认可，但只估计了一半的人数。为了维持这些官僚、朝廷、军队、城市建筑计划和赈济品，捐税史无前例地高。同时，由于帝国尚未发现向人民贷款，以隐匿其浪费、延搁其结账的方法，所以帝国每年的花费必须和税收相抵。为了避免贬值的货币作为税金，戴克里先规定：人民必须缴纳实物，而且纳税人应将这些实物运送至政府的仓库。于是成立一个组织，将货物运至目的地，在每一个城市中，市政官员必须对缴纳税金的齐全负责。
因为每个人都试着逃税，帝国组成一个特别的小组，以查验每人的财产及收入。妻子、儿女和奴隶们常因被逼问家中暗藏的财富而遭受酷刑。对于逃税者，则有更严厉的刑罚。3世纪末，逃税风气很盛；4世纪，风气更甚。富人们藏匿他们的财富，技工放弃他们的职业，农夫离开他们赋税繁重的土地，成为雇工。许多乡村和城镇（像巴勒斯坦的太巴列）因为过重的税额而被遗弃。最后，在4世纪，成千上万的市民逃至边界，要求得到蛮族的保护。
或许为了遏止这种流动性及确保军队和城市有足够的食物，并使帝国有稳定的税收，戴克里先诉诸别种措施，在田地、工厂和公会中建立了农奴制。由地主负责替他的佃农缴清赋税，政府规定除非佃农还清了债务，否则不准随意离开地主的土地。我们不知道这具有历史性的法令公布的确切日期，但在公元332年，君士坦丁大帝的一条法律认可、批准了这种规定，而且让佃农被“束缚”在其耕种的田地上，其未得到主人同意前不能离开，当土地被卖出，他和他的家眷也跟着被卖。但是他们并未提出任何抗议，或许像今日的德国，这种法律对他们来说是安全的保障。在这种及其他的方式下，3世纪的农业由奴役，经自由，到农奴，然后迈进到中古时代。
工业上也用同样的方法来保持稳定，劳工们被“冻结”在他们的工作上，未经政府同意，他们不得自由转业。每一个社团或公会负责各行业及指派的工作，没有人可以脱离其所加入的公会，所有从事工商业的人民均被强制加入某个或其他的公会，职业一旦选就，即须世代相传。当一个人想要迁居他地或转换职业时，帝国便提醒他意大利正受蛮族骚扰，人人应坚守自己的岗位。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加莱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赫洛努斯成为东、西帝国的皇帝。此时年已55岁的戴克里先在斯帕拉托（Spalato）度过他残余的八年，并亲眼看到这四人统治集团在内战中崩溃，而他未加任何干预。当马克西米安怂恿他东山再起、结束这场争斗时，他回答说：“如果马克西米安看见他家后院肥大的卷心菜，他就不会要求自己为追求权力，作这么大的牺牲。”
他应该可以休养并种植他的卷心菜了，他曾经结束半世纪的混乱局面，重建政府，制定法律，恢复了工业的稳定和商业的安全，而且安抚波斯和蛮族。除了少数谋杀事件外，他可称是一位真诚的立法者和公平的裁判人。他建立了一个费用浩大的官僚体系，结束了地方自治。他严酷地惩罚反对派，迫害教会，而且最后将帝国变为一个阶级社会，一端是未受教育的农民，另一端则为专制君主。罗马所面临的局势，实在是不允许自由放任的政策。马可·奥勒留和亚历山大·塞维鲁斯曾尝试过，但他们都失败了。四面受敌的罗马帝国做了一个国家在艰苦战争中所该做的一切事情。它接受强有力领导者的独裁，税金重到无可容忍的地步，团体自由高于个人自由。戴克里先以较高的代价，在更困难的环境下，恢复了奥古斯都的伟业。当代以及后世的人尊称他为“黄金时代之父”，君士坦丁继续了他的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