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的言词是否真诚——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行为，抑或是一种圆滑的政治手腕？答案可能是后者。他的母亲海伦娜在与君士坦提乌斯仳离后就信服了基督。可能她是以基督教的美德来教育她的儿子的，而且无疑地，他对因在基督十字的旗帜下而获得常胜的事迹印象深刻。但只有怀疑论者会将这种宗教对人性的感触运用得如此恰当。有人引述他的话，“是司命运的女神使人成为皇帝”——当然这只是句谦虚的话。在他高卢的宫廷中，他经常被一些异教学者和哲学家围绕着。他皈依基督教后，极少遵从基督教仪式中所需的礼仪。在他写给主教的信中，很明白地说他并不关心基督教中引起激烈辩论的各种神学争论，虽然为了帝国的团结，他愿尽力去镇压一切异议。当他在位时，对待那些主教如同他的政治帮手，召集他们，主持他们的会议，同意执行任何多数决议所提出的意见。一个真正的信徒应先为基督徒，再做政治家，但对君士坦丁来说恰好相反。基督教对他来说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在他的一生中，曾见过三次大迫害的失败。他知道基督教在这种迫害下仍不断地成长。它的信徒虽然为数还少，但他们是一个团结、勇敢而强壮的队伍；异教徒虽占多数，在他们中间却因许多分歧的信条而分裂，这些信条对这般麻木不仁的灵魂已无说服力和影响力。在马克森提统治下的罗马及李锡尼统治下的东罗马帝国，基督徒特别多。他对基督徒条理不乱的秩序与道德行为，在祭典仪式中不杀生的现象，对神职人员的尊敬，无怨地接受生活上各种的不平等，及盼望来世的欢乐等均有极深刻的印象。可能这个新的宗教可以净化罗马的道德，革新婚姻与家庭制度，并减低对阶级战争的狂热。基督徒们即使受了较苦痛的压迫，也极少反抗国家。他们的教师教导他们要顺服掌权者，并告诉他们君权神授。君士坦丁企望专制君主制，这种政府必须受到宗教的支持。因为，一般教会层级分明的纪律及无上的权威，似乎与君主专政有一种精神上的相关性。或许主教与执事间完美的编制，还可成为一种使帝国安定、统一、有规律的工具。
然而，在异教徒仍占优势的情况下，君士坦丁必须谨慎行事。所以，他仍沿用含糊的“一神论”的说法，使每个教徒都能接受。在他掌权的早期，传统祭拜中要求祭司长做的仪式，他都一一照办。他重修异教的庙宇，并令各地赞助修建。在君士坦丁堡落成时，异教与基督教的仪式他都采用，并用异教徒的秘方，来保护收成或治疗疾病。
渐渐地，当权力稳固时，他公开支持基督教。公元317年后，他将国内钱币上异教徒的雕像逐个除去。直到公元323年，货币上只有些无关宗教的刻字了。他在位时，成文法上，给予主教们一种权力，使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教区内做审判工作。另有法律豁免教会不动产的捐税，使基督教协会成为一种审判团体，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接受遗产，并将殉道者留下的遗产全数交给教会。君士坦丁捐钱给需要钱的团体，在君士坦丁堡及其他地方兴建教堂。他禁止在新首都敬拜偶像，否认了他所颁布的《米兰敕令》。他禁止异端宗派的集会，最后下令毁坏其会堂。君士坦丁让儿子接受正统的基督徒教育，经常资助自己妻子教会里的慈善事业。教会都为这种远超他们所敢期望的隆恩而欢乐。尤西比乌斯四处讲道，其间充满了感谢及赞美的颂词。帝国内所有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为他们神的得胜而感恩。
但是三件事情的发生，破坏了这美好的日子：修道院派的分离、多纳图斯派（Donatist）的分裂和阿莱阿斯异端（Arian heresy）的崛起。在德西乌斯与戴克里先的迫害期间，教会已成为帝国内最富有的宗教组织，因此它不再对财富过分地攻击。西普西安抱怨他的教民都热衷于金钱，女基督徒们涂抹胭脂，主教们掌握了有利的职位，靠此来发财，并放高利贷，一遇到危险就放弃自己的信仰。尤西比乌斯感叹于执事们钩心斗角，以求教会中的高位。一方面基督教改变了整个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也改变了它。基督教中的修道主义兴起，以抗议这种灵与肉体的互相调整。少数人希望避免放纵私欲，而专心寻求早期基督徒一心所求的永生。随着犬儒学派人士的作风，一些禁欲主义者放弃所有财产，穿着哲学家式的破袍，靠救济度日。他们中的一些像隐士保罗，到埃及沙漠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约公元275年，一个叫安东尼的埃及僧侣，开始了25年的独自生存，最初在坟墓里，后来在一所废弃的山顶城堡，最后在一个石头凿成的洞穴。每天在可怖的幻象与美梦中挣扎，并克服了它们，直到他的声望传遍了整个基督教世界，而使得这沙漠住满了存心过隐士生活的人。到公元325年，帕科米乌斯觉得独居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于是召集了所有隐士到埃及塔贝尼的一所修道院，他们建立了一个修道者的会社，过僧院生活，后来在西方有很大的发展。教会最初反对这种修道的运动，但后来为了平衡政府对其不断的干涉，接受了这种运动。
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一年，教会中产生裂痕，使教会在得胜的同时，即有遭毁灭之虞。迦太基的主教多纳图斯与另一个同名并有相同性格的执事，他们坚持凡在基督徒被迫害时代将《圣经》交给异教“警察”的主教们，应丧失他们的职位与权力；由他们主持的洗礼、圣职等也都无效；圣礼的有效与否，也要看服侍者的灵命情形而定。教会拒绝采用这项严格的议案时，每当现任主教们不符合要求时，多纳图斯清教徒派信徒就设立敌对的主教。君士坦丁一向认为基督教是一种统一的力量，因此，他对这相继而来的混乱、暴力感到非常惊慌，同时也被多纳图斯派与非洲农民间的激烈运动、偶尔的联盟所震骇。公元314年，他在阿尔勒召集了一个主教会议，重申他对多纳图斯派信徒的警告，下令那些分派论者重回教会，凡是反抗的团体就将丧失他们的财产与公民权利（公元316年）。5年后，他偶然想到《米兰敕令》，便只好收回命令，容忍多纳图斯派的信徒。分裂仍然继续着，直到穆斯林征服了非洲，压制了正统与异端教派。
这些年中，亚历山大港眼见在教会史中最具威力的异端兴起。约公元318年，一个来自埃及包卡利斯城的执事，提出一个有关基督神性的问题，震惊了他的主教。一个博学的天主教历史学家大略地描写他的样子为：
阿里乌……高而瘦，略带忧郁，外貌严肃。他是个有名的禁欲主义者，这可从他的穿着看出来——一件短而无袖的紧身衣，披着一条当作外衣的围巾。说话的态度温柔，但他讲词却很有说服力。在亚历山大城，许多奉献的童女对他都很尊敬。他拥有许多忠实可靠的神职人员支持他。
阿里乌说，基督与造物者并非同一个，说他是“道”，是所有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及最高者更恰当些。亚历山大主教与阿里乌互相争辩。后者辩称，假如“子”是由“父”所生，那他们之间必有一个时间差异，所以“子”不可能与“父”永远同在。再说假如基督是受造的，那必是无中生有，不是得自“父”的实体，所以基督与“父”并不是“同体”的。“圣灵”是由“道”产生的，而非与“道”同等。从这些教义中，我们看见了从柏拉图经过斯多葛、斐洛、普罗提诺、俄利根到阿里乌观念上的一贯性。柏拉图主义曾深深地影响了基督教神学，而现在却与教会发生了冲突。
亚历山大主教对这种观念的产生与其迅速地传到神职人员当中感到非常震惊。于是，他在亚历山大城召开一个埃及的主教会议，劝服他们解除阿里乌与他的信徒们的圣职，并将会议的经过情形作一份声明，寄给其他主教。有些主教们加以反对，许多执事同情阿里乌，所以整个亚细亚各行省，牧师与信徒对这件事有各派不同的看法。尤西比乌斯说，许多城市都因这种“骚动与紊乱”而鸡犬不宁……“基督教因此带给异教徒一个亵渎嬉笑的话题，甚至成为他们戏剧的主要题材。”君士坦丁在推翻李锡尼后，回到尼科美狄亚，从主教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就写信给亚历山大与阿里乌，要求他们模仿哲学家的冷静，平静地商讨他们之间的歧见，或至少不将他们之间的争辩公之于世。这封被尤西比乌斯保存的信，充分地说明了君士坦丁缺乏神学观点及他的宗教政策中包含的政治意图：
我一心想要统一各种的信念，使人民皆奉一神。因为我确信，假如我能引导人们在这件事上联合起来，公共事务的处理将相当容易。但是，天啊！我听说你们间的争论更甚于近来在非洲所发生的。追究其原因，竟是这般微小，根本不值得如此剧烈地争辩。亚历山大，你只是想知道你的执事们在法律观点上是如何想法，或甚至他们对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的想法。而阿里乌，就是你有这种想法，也应该藏在心里……你们没有必要将这些问题公开化……因为这种问题只会带来无聊、困扰，它唯一的好处是增长人们的才智……这只适合小孩子做，而不是你们这些执事与明理的人该做的。
这封信并未奏效。对教会来说，圣父与圣子是“同体”而非仅是相似的问题，无论在神学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基督不是上帝，那么整个基督教义就将瓦解。但如果允许对这个问题分派，那么信仰的混乱就会毁灭教会的团结与权势，因而教会协助国家的价值也就消失了。当争论传开后，东希腊也激动起来。于是，君士坦丁下决心要结束这场争论。他召开了第一次全教会性的会议，召集所有主教在其首都尼科美狄亚附近的比提尼亚的尼西亚城聚会，并负担他们所需的经费。有318个主教来参加会议，其中一个说道：“这是一个由多数低阶层神职人员组成的会议。”这个说法说明了教会正在急剧地成长中。大部分的主教们来自东部的省份，因为许多西部的教区都较忽视这个问题。教皇西尔韦斯特一世（Silvester l）因病受阻，同意由一些执事代表他去。
会议是在一个帝国宫殿的大厅中举行，由君士坦丁主持。他首先以一篇简短的讲词呼吁主教们恢复教会的团结。他“很有耐心地聆听他们间的辩论”，尤西比乌斯写道“他缓和争执派之间的冲突”，最后自己也加入了辩论。阿里乌一再强调他的观点：基督是受造者，与圣父原非同等，只是“因他们间的关系而有神性”。但聪明的质问者迫使他承认：假如基督是受造者，并有个开端，那他必会改变；如果他可改变，他就可能由善变为恶。阿里乌的回答虽有逻辑，并很诚恳，却自毁了他的立场。亚大纳西——一个极具辩才又好斗的副主教，是亚历山大带来作为神学的武器。他辩称：如果基督与圣灵不是与圣父同质，多神论就获胜。他承认，将一个上帝想象成三个不同的身份是非常困难的，但这原因就在于“三位一体”的奥秘。结果，大会中除了17位主教外，大家都同意他的说法，一致签名，以示赞同。而阿里乌他们则要大会将“同质”改为“同类”才同意签署。大会拒绝了这个要求，且经由皇帝认可颁布了以下的信条：
我们只信一神，全能之父，万物的创造者；只信一主，耶稣基督，天父之子，为天父所生……而非所造，与天父具有“同质”……为拯救我们来到世间，穿上肉身，成为人，受死，第三天又复活，升天，将要审判地上的活人及死人……
后来有五位，最后只有两位主教拒绝签名。这两位主教与尚无悔意的阿里乌遭到教会诅咒，同时被皇帝驱除出境。罗马帝国同时颁布一项敕令：所有阿里乌著的书都应烧毁，私藏者处死。
君士坦丁为庆祝这次会议的圆满结束，设了皇家宴会款待所有参加的主教们。在散席前，君士坦丁要求他们今后不要相互攻击得体无完肤。他以为已终止了这场争论，而他自己也不再改变观点，不过他的确已尽力维护教会的团结了。会议签署了一项多数决议，认为为了今后教会的组织力与生存，需要一个固定性的教义。最后他们达成协议，在基本信仰上一致而使中世纪的教会有天主教之名。同时又显示以基督教代替异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更肯定了君士坦丁与基督教间的联盟。一种植根于新宗教的新文明，从那行将枯竭的文化与濒临破产的教条废墟中兴起，欧洲开始步入了中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