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约瑟夫·斯卡利杰尔（Joseph Scaliger）记载，蒙田的父亲是一位贩卖青鱼的商人。这位伟大的学者记载有误，是他的祖父格里蒙·埃奎姆（Grimon Eyquem）在经营生意，从波尔多出口干鱼和酒。格里蒙从蒙田的曾祖父拉蒙·埃奎姆（Ramon Eyquem）那里继承了庞大的事业，蒙田的曾祖父曾给这个家族带来财富，买下了在城郊小山上著名的蒙田大厦及地产。格里蒙利用明智的婚姻选择，大大地扩充了他父亲的遗产。他的儿子皮埃尔·埃奎姆（Pierre Eyquem）喜爱战争，而不愿做青鱼生意。他曾参加法军，跟从弗朗索瓦一世在意大利作战，他带回脸上的疤痕和一块文艺复兴时期的磨石，回来后晋升为波尔多的市长。1528年，他与图卢兹富商的女儿安托瓦妮特（Antoinette）结婚，她是犹太人，受的是基督教的洗礼，却具有西班牙文化的背景。日后成为“蒙田先生”的米歇尔·埃奎姆（Michel Eyquem），是皮埃尔和安托瓦妮特所生，混着加斯科涅人和犹太的血液。蒙田的父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母亲则可能是新教徒，兄弟姐妹则是加尔文派信徒，这些使他的视野大为开阔。
皮埃尔对教育有他自己的想法。蒙田曾说：“我那好父亲，在我尚在襁褓时就把我送到属于他的一个贫穷的小村庄里抚养，在贫贱和质朴的民风里，我度过了婴儿期，甚至也许更长一段时间。”“我尚在哺乳时，他请了一名德国看护，整天用拉丁文对我讲话。”“6岁以前，我的阿拉伯文比法文要好。”蒙田进入吉耶纳学院时，他的老师们（乔治·布坎南除外）已无法教他拉丁文，因为他讲得实在太流利了。由于精通拉丁文，他深获赞誉：“不需课本、教则、文法，不需鞭打的好学生。”
也许他的父亲曾读过拉伯雷有关教育的书。他试着以自由主义的原则——以感情取代强迫来教养他的儿子。蒙田很喜欢这种方法，曾在一封公然写给黛安·佛伊科斯（Diane de Foix）女士讨论教育问题的长信中推荐。但在后来一篇散文中，他又撤回这种见解，并推介教鞭主义，认为能有效地弥补理性的不足。同时，他对拉丁文和古典文学也不像他父亲那样重视，他的古典文学造诣极深，但他反对单纯的古典教育，轻视的学问和书虫，而强调训练强健、富有活力的身体及培养谨慎优美的性情。“完美的心灵不需要太多的知识。”打一场网球可能比议论卡蒂利内更有益。男孩应刚毅、勇敢，能忍受暑热酷寒而不啜泣，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冒险甘之如饴。蒙田引用雅典作家的话，但偏好斯巴达的作风。他的理想是具有勇敢坚忍的德行，如同在罗马人的意识里“勇敢”对于他们是不必赘述的——除了勇敢外，他又加上希腊人的理想“节制”。对每件事情都要有节制，即使节制本身也不能例外。一个男人对饮酒要有节制，但若情况必需时，则要能喝一些，至少要能喝许多酒而不致昏迷不省人事。
对于教育来讲，旅行是重要的一部分，假如我们抛开偏见。“苏格拉底说：‘某种人旅行对他是没有一点好处的。’他说：‘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某些人是将自己囿限于某些范围内。’”倘若我们打开心胸和眼界，世界将是我们最佳的教科书，因为“有许多奇异的幽默、各色各样的宗教、互异的见解、不同的法律、奇异怪诞的习俗，教我们正确地判断自己”。旅行以外，最佳的教育就是历史，历史是对过去的浏览。学生“应借历史之助，吸取人类智慧的精华……读了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生命》一书，还有什么他不能收获的呢？”最后，学生应知道一些哲学——并非那些锋芒毕露的逻辑诡辩，而是如下的哲学，如：“教我们如何生活……什么应该去认识，什么不应认识；什么是勇气、节制和公平；以及野心与贪婪的分别，奴役与自由的分野；人如何识别真正的和全然的满足；人对死亡、痛苦或耻辱当惧怕到何种程度……从孩提成长中所得的‘教训’，比他由学习读写中所得到的，更具深刻印象。”
在吉耶纳学院7年后，蒙田继入大学学习法律。以他富于推论和明晰的言词而言，没有一门学科比法律更适合他。他从不倦于褒扬习俗的可贵和痛恨法律的可恶。西班牙的斐迪南二世没有派律师到西属美洲去，以免印第安人之间增加纷争之事，使他大为愉悦。他也希望医生不要被派到那里，以免因他们的治疗方法而产生新的疾病。他认为法律最多的国家是最不幸的国家，他责备法国“是世界各地立法最多的国家”。他以为法律在人道方面毫无建树，并怀疑在野蛮民族中是否能发现这样的野蛮人，如同欧洲各地在拷问房内施加暴行的穿着宽袍的法官和削发的传教士。他自慰道：“在今天所有法律环绕之下，我仍然是纯洁的。”
·友谊与婚姻
我们发现，1557年蒙田是佩里格（Périgueux）的艾迪斯法庭（Court of Aids）的议员，1561年是波尔多议会——自治法庭——的议员。在那里他遇见并结交了埃蒂尼·拉波蒂（Etienne de La Boétie）。这位年轻的贵族，18岁时写了一本热情洋溢的《论志愿奴役》（Discours sur la Servitude Volontaire），该书后来被称为“Contr’un”，意即反对一人统治。他以丹顿（Danton）流利的口才，鼓励人们起来反抗专制主义。也许蒙田在年轻时具有这种共和的热忱。无论如何，他已被这位贵族里的叛徒吸引，拉波蒂只长蒙田3岁，但他似乎成为智慧与正直的典范：
在我们素未谋面以前，即已相互寻找，由于消息报道，我们彼此互有所闻……我想在上苍冥冥安排之下，我们的名字已在对方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初次会面，是在镇上庄严会议的大餐会上偶然相识，我们如此惊异……如此熟识，如此志趣相投，从那时起，没有任何人能够像我们这样接近。
为何能有这样深的情谊？蒙田说：“这因为是他，也因为是我的缘故。”因为他们在各方面如此不同，能取长补短。拉波蒂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热诚而具温情；蒙田也具有智慧、谨慎，而能持平献身于社会。因此，蒙田这位最好的朋友描述他为：“能为至圣，也可成大恶。”也许蒙田一生最刻骨难忘的经历是眼看他朋友死去。1563年，波尔多的一场瘟疫中，拉波蒂突患热病和痢疾。拉波蒂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基督徒的耐心，与病魔缠斗，这给一直陪伴他至临终的友人永难忘怀的回忆。蒙田继承了那篇具危险性的散文的原稿，保藏达13年之久。1576年，有盗印的翻印本问世，他立即印行原版，并解释说：这是一个“16岁”男孩修辞学上的练习罢了。
这种亲密的友谊使蒙田对往后的友谊都感乏味。他写了又写，称他半个心灵已随拉波蒂而去。“过去我多么习于彼此相依，而不惯于形单影只，依我看，现在的我仅是半个我。”在温馨的回忆中，他将友情置于一切父子之情、男女私情、夫妇之情之上。对任何女人，他似乎不曾付出任何浪漫的爱情：“年轻时，我反对任何足以僭取我心的爱情意念。我尽量减少迷恋于它，以免最后我会因怜悯而被俘虏。”
他同意许多哲学家的看法，认为仅是欲望的膨胀不能构成婚姻的理由。“再也没有比美色和欲念造成的结合崩溃得更快、更令人困扰了。”婚姻应由“第三者”安排，婚姻应该丢弃“性”爱的陪伴与条件，而应该“模仿友谊”，婚姻应以友谊的形态存在。他赞同希腊思想家的观点，男人在30岁前不应结婚。他尽可能避免受到束缚。28岁时他到了巴黎，爱上了那里，享受短暂的宫廷生活（1563年）。回到波尔多后，他与弗朗西丝·沙赛涅（Franoise de Chassaigne）结婚（1565年）。
他的结婚更多是为了理性上的原因：为了有一个家庭来延续他的财产和姓氏。在他总共1500页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只言片语是关于他妻子的，但那也许是为了礼貌的缘故。他声称他对她是忠实的：“尽管世人指责我放荡不羁，我确实是谨守着婚姻的律法，远超过我当初允诺或希望的。”她对专于自己事情的天才丈夫十分容忍，因为丈夫对事业全然不管，她对家务、土地的治理、账务等显得十分能干。他对她是很尊敬的，他离开家时，他托付她一切重任，并偶尔以一个动作、一句话对她表示关爱之意——他从马背上掉下来时，他对她迅速的帮助由衷感谢，或将他出版故友拉波蒂翻译的普鲁塔克的《安慰信》（Letter of Consolation）献给她。这是十分成功的婚姻，我们对蒙田《散文》（Essays）中，对女人所做的讽刺不应看得太认真，这是那个时代哲学家们的风尚。弗朗西丝为他生了6个孩子，都是女孩。除了一个女孩外，其余都夭折了。这个仅有的小女孩，他对她十分娇宠。他54岁时，收养了一位20岁的女孩子，名叫玛丽·古尔娜。“我俩之间已真正超越了父女之爱，而她已成为我生命中最好的一部分，她使家中的孤寂一扫而空。”总之，他不能超越人性的共同情感。
·散文
1568年，他父亲去世了，蒙田以长子身份继承了遗产。三四年后，他辞去波尔多议会的职务，从喧嚣的城市退隐到清静的乡下。但这份宁静也是岌岌可危，因为宗教战争正使整个法国的家族和城市陷于分裂。士兵们侵入村庄，窃入民宅，偷窃、抢劫、杀戮。“许多个夜晚，我上了床，想象我或许就在今天晚上在床上被出卖或被杀。”为了劝阻暴力，他门不加锁，并下令：若抢劫者来到，他们将在不抵抗的情况下被接纳。这些抢劫者避开了，使蒙田得以在教条与武器的喧扰声中，自由地生活在自己哲学的领域。巴黎和某些省份正在圣巴托罗缪事件中屠杀新教徒时，蒙田写出了法国散文的最佳作品。
他最喜爱的僻静处是面对他别墅的一座高塔三楼上的图书馆（别墅于1885年毁于大火，此塔仍在）。他爱他的图书馆，就像他的另一个自我：
圆形式样的图书馆没有平面，除了我的书桌和椅子……一眼望去我的藏书尽收眼底……我的座位就是我的宝座。我竭力遵守我的原则，并使这个角落与妻子和孩子熟知的社会分离。
很少人对孤独如此有兴趣：
人必须退隐，从自己寻求自我……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保留一个贮藏库……糅合我们……在贮藏库里，我们可以贮藏并建立真正的自由。对于男人而言，世上最伟大的事是知道如何成为他自己。
在图书馆，他拥有1000册书，大部分用精细的皮革装订，他称这些书为“我的喜悦”（meas delicias）。在这些，他可选择他的同伴，并与其中最智慧和最佳者在一起。单只普鲁塔克一人，“因为他说法文”（经过阿米奥的翻译），他就可以找到近百位伟人与他交谈，而在塞涅卡的《书信》（Epistles）中，他领会了斯多葛学派含有韵味的词汇。这两位（包括普鲁塔克的《莫拉利亚》在内）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从他们我可以在心灵空虚时，如汲水般，随汲随空，无厌倦之时……我对这些书的熟悉，在我年老时给我很大的帮助。这些几乎成为我的战利品，使我与他们的荣耀共存。”
虽然他时常引用圣奥古斯丁，但他绝不引用《圣经》（也许过于家喻户晓）。大体言之，他喜爱古代甚于现代，同时也比较喜爱异教徒的哲学家，而不太喜欢基督教神父。他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深爱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学与历史，但他并不盲目崇拜古典和原稿。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立论肤浅，西塞罗只是空发议论而已。他不十分精通希腊文，他旁征博引地引用拉丁诗，甚至连马希尔的最神秘的讽刺短诗也被他引用。他敬佩罗马诗人维吉尔，却较喜爱卢克莱修。他读伊拉斯谟的《阿达吉亚》（Adagia）。在早期的文章中，他以古典事物来推崇自己，是一个爱炫耀学问的人，这是当时的风气使然。读者若无法阅读原文，而爱好这些作品，就好像用小窗一瞥古代之景一样，有些人因此埋怨其文章无独特之处。由他收集来的作品，蒙田表现了特异的自我，他讥讽学问的卖弄，而且由这些收集来的资料，构成自己的心灵和言词，它看起来像剪刀和糨糊，而品尝起来却极神妙。
因此，他在1570年后，悠闲地页复一页、日复一日写下了《散文》。 他似乎发明了新名词和新形式。他发现了一些名词，但在其谈话中免不了有些传统的格式。不过，他这种风格直至他死前仍深深注入他的文章中，而造成现代散文的主题。“我对纸说话，”他说，“好似我遇见的第一个人一样来谈。”他的风格是自然、暗示、自信；心平气和地叙说心灵中熟稔的主题。翻开任何一页来看，我们就会被他的笔捕获，我们将不知道也不会注意到被带往何处。他写得很零碎，他的主题是袭上心头的灵感或与心灵一致的主题。他浏览而有所领悟时，他又从他起始的题目上分岔出其他标题。在《论教师》（On Coaches）一书，他综论古代的罗马和新兴的美洲，其中有3册是题外之言。他是懒惰的，没有任何事比安排和维持一贯的思想或人物更费力的了。他承认自己踌躇和繁杂，他本人并不十分崇拜一贯性，他的思想随时间的流逝而起变化，最后组成的图样则是蒙田本身。
随着他的观念复杂而不断改变，他的风格随心灵的朴素而愈加清晰。然而，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般，它闪烁着匠心独具的隐喻。那些发人深省的逸事，可立刻将抽象转成真实。他明察秋毫的好奇心，随时套取事物的本质，无视任何道德的阻力。
·哲学家
他声称仅有一个主题——他自己。“我的全部关注都在自己内心；我没有自己的事业，而仅有自我；我不断地思考……品尝我自己。”他以自己的感情、习惯、好恶、疾病、感触、偏见、恐惧与思想做第一手资料，来研究人类的天性。他没有写过自传，在文章中，他几乎不曾提到他议会议员和市长的生涯，或他的旅途及他访问宫廷的任何事。他本人不带任何宗教或政治上的色彩。他给我们的是一些更宝贵的东西——对他本人的肉体、心灵、个性做坦白和深入的分析。他以欣然的态度极详尽地叙述自己的错误和罪恶。为了完成他的目的，他要求畅所欲言。他不顾良好风尚，将人的肉体与心灵袒露出来。他以喧嚣的坦诚谈论自己的生理机能，并引用圣奥古斯丁和维维斯关于浮夸的言论。
每个人总是避免去看一个人出生，却急于跑去看他死亡。为了毁灭他，我们找寻一个广大的空间和足够的光亮；为了创造他，我们将我们自己隐藏于黑暗的角落，并就我们所能，尽量秘密地工作着。
即若如此，他声称做了某些保留。“我说的是真理，非倾我所有，而是尽我敢言者言之。”
他告诉我们许多有关他自己的身体，逐页告诉我们他的养生之道，健康是至善。“利用神意，辉煌与荣耀往往可由具有如我这般心境的人获得。”他找寻着哲学的瑰宝，却发现它贮存于自己的身体中。他希望在爱情的狂喜中超越这些宝石，却发现它们“奇异地惊怪我”，使他丧失人道能力。他以骄傲的度量自慰道：“贮满十小时路程的水”，并可长时间骑坐而不疲惫。他结实强壮，非常贪吃，在大嚼时几乎咬到自己的指头。他以对艺术爱好的不屈不挠精神深爱着自己。
他深以他的家世、纹章、华服和作为一个圣米歇尔勋位得主为荣——而且写了一篇文章《虚荣》（“Of Vanity”）。他有很多缺点，并向我们保证，若有任何美德存在他心中，那一定是秘密进入的。然而，他确实有着许多优美的特性：诚实、和蔼、幽默、镇定、怜悯、节制、容忍。他将富有爆炸性的思想投入空中，却在落地前将其捕获并熄灭。处在一个因教条冲突任意杀戮的时代，他请求他的同胞们对这方面的谋杀不可太过偏执。他成为近代世界首先具有容忍心灵的一个范例。我们原谅他的错误，因为我们也有相同的错误。我们发现他的自我分析十分吸引人，因为我们知道故事中提及的是我们自身。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自己，他研究哲学家。虽然这些哲学家以虚荣的自负来分析宇宙整体，指示超越坟墓之外的人类命运，他仍然喜爱他们。他引用西塞罗说的话：“除了哲学家所言外，没有一件事看来是荒谬的。”他赞美苏格拉底，因为“将人类失落已久的智慧从上苍重新带至凡间”。他附和苏格拉底道：劝世人少研究些自然科学，而多研究些人类行为的导向。他自己毫无“体系”，他的思想无休止的演化，没有一种标志可说明他哲学思想的飞驰。
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他勇敢地采纳了禁欲主义。基督教已分裂成许多自相残杀的宗派，利用战争与屠杀，使本身染上血迹，很明显，它已很难给人一个控制本能所需的道德标准了。于是蒙田转向哲学，寻求一种自然伦理，其道德法则不受教条起落的影响。禁欲主义似乎颇符合这个理想，至少它曾塑造了几个古代最佳人物作为典范。有一段时间，蒙田以禁欲主义作为他的理想，来训练自己的意志以自我征服。他尽量避免让感情骚扰他行为的正当和心灵的平静。他以平和的气度面对噩运，把死视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虽然某些禁欲色彩陪伴着他以至终了，但他不久发现另一种哲学来辩护它的正确性。于是，他反对倡导追随“本性”又极力压抑人性的禁欲主义。他透过自己的本性来解释“本性”，而且决定在不伤害到理念的原则下，随心所欲。他非常高兴地发现伊壁鸠鲁并非粗浅的感官论者，而是为正当享乐辩护。他非常惊异地发现卢克莱修具有如此的睿智与高贵气质。现在，他热心地宣扬人类追求快乐的权利。他承认唯一的罪恶是无节制。“无节制是扼杀快乐的瘟疫。节制并非快乐的枷锁，它是一种调味品。”
由于他的看法游移不定及当时法国基督教的堕落，他变成了怀疑论者，后来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哲学思想。他的父亲曾经深受图卢兹自然神学家雷蒙·萨邦迪（Raymond Sabonde）的影响，此人继承了经院学派的努力，意图证明基督教合乎理性。蒙田的父亲要他的儿子翻译论文。他照做了，并在1569年出版了他的译本。传统的法国受到他的熏陶，但一些议论指责雷蒙的理性主义。1580年，蒙田在他《散文》的第2集中，刊入了一篇200页《为雷蒙·萨邦迪辩护》的论文。其中他正式对反对者提出答辩，他辩证理性是有限制而不可信任的工具，而且提到最好将宗教建立在对《圣经》和圣母院的信仰上。他这样做等于自动放弃了作者的学术立场，反而为雷蒙作了一次反宣传。一些人如圣伯夫，指出这是一次毫无诚意的辩证。不管怎样，这是蒙田最具毁灭性的论文之一，而且可能是现代文学中怀疑论最具体的表现。
早在洛克之前，蒙田就确认“所有的知识都是由感觉传给我们”，并认为理性依靠感性，而感觉会欺骗我们，因此严重地限制了它的范围，得到的结论为理性是不可靠的。“在人的内在和外在都充满了弱点和虚假。”甚至于听任直觉的本能都要比理性安全些。且看看动物是如何利用这种本能相处——它们有时确比人要来得聪明些。“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之间的差异，要比一群人和一群动物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人不再是生活的中心，就好像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一般。人认为他和神相差不远，人的事情是神关心的焦点，世界是为人而存在的，这些想法都未免过于妄自尊大。更荒谬的是，人自以为他的心灵可以彻底了解神的本性。“唉！麻木不仁的人呀！你甚至不能造出一条虫，何况想造出一打的神！”
蒙田由另一条途径掠近怀疑论——他思考人们对法律、道德、科学、哲学和宗教的信仰及其变异——在这些真理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真理？他喜欢哥白尼的天文学甚于托勒密的。但是“又有谁知道，一千年后，是否会有第三家理论起而代之”，而“更可能的是这个世界会不会全然不是我们想象的世界？”“世上没有科学”，只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做的武断假设罢了。在所有哲学中，最好的莫过于皮洛（Pyrrho）的——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所知最多的部分，即是我们所不知的最小部分。”“我们所坚信的是我们所知最少的部分。”“对任何事情予以确定，是愚蠢的表现。”“简单地说，就是没有永恒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如此，万物的存在也是如此。我们及我们的判断，和所有其他的生灵，都在不断地滚动、转变中逝去。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屹立不变的，而我们和存在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联系。”之后，蒙田重新建立了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对不可知的神，唱着宇宙即神的赞美歌，他渐渐地治愈了心灵的创伤。
此后，蒙田常怀着对教堂的尊敬，将他的怀疑论引用到所有事物上。“我到底知道了什么”变成了他的座右铭，他将它刻在他的印信和书房的天花板上，他还在屋椽上刻了这些箴言：“赞成与反对都是可能的”“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不了解任何事，我不做任何决定；我不匆促下判断，我必须审视清楚”。他之所以有这种态度，部分是受苏格拉底“我无知”的影响，部分则取法于庇罗和科尔内留斯·阿格里帕（Cornelius Agrippa），大部分则取自塞克斯都·恩皮里柯（Sextus Empiricus）。所以他说：“我把自己紧紧地系缚在我看到的和把握到的东西上面，因而我不会离岸太远。”
如今，他到处所见都是相对的，没有一处是绝对的，尤其在审美的标准上，他更是如此，我们这位活泼的哲学家沉迷于女人胸部美的不同意见的研究。他相信很多兽类比我们美，并认为人们衣饰自己是明智之举。他发觉人的宗教观和道德观常由其环境决定。如莎士比亚所说：“我们对善与恶的判断，常受主观意见的影响。”“人的烦恼起自他对事的看法，而非起自事的本身。”良知的法则不是出自上帝，而是来自习俗。我们违反了部族的习俗时，我们才感到良心的不安。
蒙田并不认为由于道德是相对的，它们可以因而被忽视；相反，他坚决反对扰乱道德的稳定。他大胆地谈论“性”，并为男人要求更多的自由。但仔细审视他时，将会突然发现他是传统派的人物。他力劝年轻人注重贞操，因为他知道，花在性方面的精力，来自平日力量的贮存。他还特别提到，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是绝对戒绝性爱与接触女人的。
将他的怀疑论扩展到文化本身，是他的心愿之一，在这方面他要比卢梭与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抢先一步。他在卢昂看到印第安人，激发他阅读旅行者日志的决心，从这些日志中，他写成了他的论文《食人族》（“Of Cannibals”）。他认为折磨活着的人，要比吃死去的人野蛮得多。“我不觉得在那个国度里（指印第安美洲）有任何野蛮或残暴的地方，除非人们认为，那些不常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就是野蛮。”他猜想这些土著很少生病，经常是快乐的、可不用法律而能融洽相处的。他赞扬阿兹特克（Aztec）人的艺术和印加（Inca）人的生活方式。他借卢昂印第安人之口，提出对欧洲财富与贫穷的控诉：“他们发现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应有尽有，另一些人则因饥饿而濒于死亡，他们惊奇于贫穷者安于现状和对不公平之事的忍耐力。”他比较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征服者之间的道德观，提出了如下指控：“那些虚伪的基督徒……带着罪恶的传染病，传给了那些急于学习、身心健康的无辜者，使他们受到了感染。”蒙田一度忘记了他的诚恳而爆发他高贵的愤怒：
如此多的美好城镇遭到了洗劫和毁灭；如此多的国家被破坏或变得荒凉；成千成万的各种性别、阶级、年龄的无辜者，被置于刀剑之下，遭到了屠杀与蹂躏；那些世界上最富足、最美好的部分，为了胡椒和珍珠的交易，被破坏和本末倒置！啊！这就是机械带来的胜利！啊！这就是彻底的征服！
他对宗教的尊敬是出自诚心吗？很显然，他对真理的追求，早已使得他和基督教的教条绝缘。他对神保有的模糊的信仰，是将神想象为大自然，有时则想象成宇宙的灵魂或世界上深不可测的智慧。好几次他还预言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神将我们当手球般玩着，时而抛上，时而抛下”；但他将那些无神论者讥为“违反自然、荒诞不经”。他还将那些不可知论当作另一种教条主义而拒之千里——我们怎知道我们将永不知道？他将所有企图定义灵魂或解释其与肉体关系的努力，视为矫揉造作而徒劳无功。他想要真心接受灵魂不朽的说法，又苦于找不到经验或理念上的证据，而且这些永恒存在的想法，着实曾令他惊骇不止：“除非是为了信仰的缘故，我绝不相信神迹。”他讥讽那些朝圣者，他们认为不管教会行政人员如何腐败，基督教能在这样长的时间中屹立不坠，必然有其神圣性。在这件事上，他比伏尔泰抢先一步。他提到，他之所以为基督徒，是因为地理上的关系，若不是如此，他说道：“我宁可参与那些崇拜太阳的人。”就一位读者所记得的，蒙田只提过一次基督（耶稣），而那些有关圣母的可爱的故事，也只在他冷静的心中激起适度的感应而已。虽然如此，他横渡意大利，在洛雷托的圣母院前放下了4尊许愿的肖像。他缺乏那些所谓宗教精神具备的特征——谦卑、罪恶感、忏悔、自我惩罚及对神的宽恕和救赎的切望。他是一位厌恶殉道的自由思想家。
在他不再是一位基督徒后很久，他仍保持着一分天主教徒的诚心。好像早期一些明智的基督徒偶尔也崇拜异教的神一般，蒙田，一个极端的基督异教徒，有时也会抛开他精选的希腊和罗马哲学家，去冥拜基督的十字架，甚至亲吻罗马教皇的脚。他不像帕斯卡只从怀疑走到信仰，他还身体力行，不只是小心而已。他可能早就了解他的哲学是如此犹疑和矛盾，只能作为文明的心灵的奢侈品及当代浴教条于赤血的法国，是不会易之以信仰“只有死才是实在”的智慧迷宫。他也认为一种具有智慧的哲学，是不会和宗教互相抵触的：
单纯的心灵、缺乏好奇心和缺少深一层的教育，可以造成好的基督徒，他们由对神的敬畏和顺从，坚守着他们单纯的信仰和遵行法律。在那些中等资质的智慧中，却容易产生意见的错误……那些所谓最好、最明视的心灵，形成了另一类好的信仰者，他们由长久对宗教的探讨和对《圣经》意义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基督教会的神圣奥秘……那些淳朴的农人是诚实的一群，哲学家也是如此。
因为所有的信仰不过是为了掩饰人们无知的恐惧，在他对基督教做了彻底的批评后，他劝导我们接受此时此地的宗教，而他也忠于他的地理处境，回到他先人的宗教信仰。他喜欢具有仪式、感情强烈的宗教，他喜爱天主教甚于新教。他厌恶加尔文教派的过于强调宿命，作为一个具有伊拉斯谟血统的人，他喜欢入世的、亲切的罗马枢机主教，甚于日内瓦的罗耀拉。他对新的教条因袭了旧教条狭隘的观念感到遗憾。虽然他嘲讽那些因竞争性神话而小题大做的异教徒，他看不出焚毁这些迷途的羔羊有何意义。“毕竟，只因他人与我们意见不同就将之活活烧死，是太高估自己的判断力了。”或是别人以此对待我们。
在政治方面，他也只是一个安分的保守主义者，他看不出改变政府的形式会有什么作用，新的政府将会和旧的一样不好，因为它还是由人治理。社会是如此“大的一个架构”，如此由本能、习俗、神话和法律构成的复杂的结构体，它由“尝试—错误”的智慧的历程而成形，所以不可能有一个单种的智慧——不管它多么强有力——可以不造成混乱和伤害，将它拆散又复合。除非他们企图限制人们的思想，否则最好服从当今的统治者，即使他们劣迹昭彰。思想受到牵制时，蒙田可能毅然决然地起来反抗，因为“我的思想是不可屈的，虽然我的膝盖如此”。智者只对公职怀着敬意，但尽量避开它。“最伟大的职业是保护大众福利，而又对大多数人有利”，然而“就我来说，我远离了它”。他履行了他的诺言。
他哀叹他的大半生是在法国的惨遭破坏中度过，“在一个如此堕落又无知的年代里”，“看看所有古代的史实，没有一个是如此悲哀，你将找不到一个可以和我们日常所见相比的”。在当时法国的斗争中，他不是一个中立者，“我的兴趣从没使我忘记敌人值得颂扬的特质和我方遭人谴责的缺点”。他虽然没有披挂上阵，但他的笔总和“政治家”站在一起，他们是一群主张与胡格诺教徒妥协而且爱好和平的天主教徒。他称赞米歇尔·奥皮塔尔的中庸及有远见的人道主义。他的朋友那瓦尔的亨利成功地实行了奥皮塔尔的政策而步上胜利之途时，他兴奋极了。蒙田是那个野蛮年代中最文明的人。
·结石
膀胱结石比法国的战事更困扰着蒙田。1580年，他的《散文》初版后不久，他就起程做了一次全面的西欧之游，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看看世界，另一方面则是广求医术，以减轻一直缠绕着他的“腹痛”（colic，他自己所称）。他留下他的妻子看管财产，却带着他的弟弟和一位内弟埃斯迪萨克（Estissac）男爵。他还带着一位秘书，替他笔录部分旅行日志，加上一些服侍和驾车的家仆。他这一行所做的记述都很简短，以致蒙田宁可留作纪念，也不拿出来出版。他将它们藏在箱底，一直到他死后178年才被发现。
他们这一批人首先来到巴黎。这位骄傲的作家将他的《散文》的复本呈献给亨利三世，而后他们很顺利地到达布隆比利（Plombières）。在这里，蒙田在9天中，每天喝下两夸脱的药水，才痛苦地除去了一些小的结石。后来，他们经过洛林到了瑞士，“他看了这个国家自由美好的政府后，内心充满无限的喜悦”。第三者的日记曾如此记载。他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取了药水后，进入德国。他不但参加天主教的仪式，还参加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派的礼拜式。他和新教的牧师讨论神学，他提到一位路德派的教士，发誓宁可做1000次弥撒，也不参与加尔文的教会——因为加尔文教派否定圣餐中有基督肉体的存在。进入提洛尔（Tirol）时，他比卢梭更早发现了阿尔卑斯山的壮丽。由因斯布鲁克，他们登上了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这时蒙田又除去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结石。而后，他们经特伦特、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到威尼斯，在这里，他又将“两块大的结石”投入大运河（Grand Canal）中。他认为这个城市并不如他想象中的美丽，娼妓也不如想象中的标致。到达费拉拉（根据《散文》而非根据日记所说）后，他拜访了发疯的塔索。他又去了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阿尔诺河（Arno）接受了他的“两块结石及一些小结石”。经锡耶纳到了罗马，他又“除去了一块大如松果的结石”。所有的这些分泌物加起来，应该足够构成一个美丽的角锥了吧。
在罗马，他访问了犹太教会堂，亲眼见到了割礼，与犹太教的牧师谈论他们的宗教仪式。他甚至和罗马的娼妓交换哲学观。他不像司汤达（Stendhal）所说的丝毫不懂罗马的艺术。日复一日，他徘徊于古迹之间，从未停止对它们的伟大发出赞叹之声。最重要的，他拜访了格列高利十三世。就如所有教会的子民一般，蒙田亲吻了罗马教皇的足趾，教皇还特地亲切地将足提起来，给予蒙田方便。在这同时，掌理关税的官员发现了《散文》的复本，他们把它送到宗教裁判所审理。蒙田被召唤到圣殿去，受到恳切的劝告，他们告诉他，有些章句确是充满了邪说异端，问他在以后的版本中会不会改变或删除。他做了保证，“我使他们对我非常满意”。事实上，他们还邀请他到罗马住下（他将他的保证置之脑后，1676年，他的书被列入天主教的禁书目录中）。也许是为了表现他的诚心，他特地横渡意大利，在洛雷托的圣母院前供奉了一块许愿的匾额，然后再度横过亚平宁山脉到卢卡拿取药水。
1581年9月7日，传来他被选为波尔多市长的消息。他推辞不就，但亨利三世命他接受，如此一来，由他父亲遗留下来为公服务的传统得以维持下去。他从容地取道回法国，一直到11月30日，才回到了阔别17个月的庄园。
市长的职务很轻松，除了荣誉以外没有薪给。他做得很成功，1583年8月，再度连任了两年的市长。1584年12月，那瓦尔的亨利携同情妇与40个随从拜访他。这位未来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就睡在这位哲学家的床上。他第二任期届满时，瘟疫袭击了波尔多。蒙田和所有的行政官一样，离开了城市，退避在乡间。1585年7月30日，他将印信交给继任者，退休在家。
那时他只有52岁，但他的结石定期侵扰着他，有时甚至几天无法排泄。1588年年初，他的健康还允许他做第三次巴黎之行。在那里，他被视为亨利三世的拥护者，而被当时统治首都的联盟党（The League）拘捕，拘禁在巴士底狱（7月10日），但同一天晚上就由凯瑟琳·美第奇说项保出。10月，他参加了在布卢瓦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他及时返回波尔多而避开了吉斯公爵被刺后引起亨利三世盛衰的风波。
在他最后也是最好的一篇论文《经验论》（“Of Experience”）中，他描述了身体的衰退情形。举个例子来说，他的牙痛已经到了那种所谓“自然而然延续着”的地步，但他能忍受它的“煎熬”而没有一点痛苦。他的一生，大致是如他计划的一样度过，因此他骄傲地写道：“回顾以往，你将很难找到一打曾过着固定而有计划生活的人，而这种生活正是智慧的象征。”他被告以大限将至时，他把他的管家和遗产继承人集合到他的周围，亲自将遗嘱中所列的财物分给他们。他虔诚地接受教会的临终礼，好像他从不曾写过一句怀疑的话一般。1592年9月13日，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终于与世长辞，享年59岁。
蒙田的思想影响及于4大洲达3个世纪，黎塞留曾高兴地接受了由古尔娜小姐出版的最后一版《散文》。他的朋友和弟子沙朗早在1603年就把蒙田的论文系统化，使之成为一种正式而有条理的哲学。约翰·弗洛里欧（John Florio）将之译为英文，但他做得不怎么好，他给原著的简洁涂上了累赘冗长的色彩。莎士比亚可能看过他的译本，并从这出发，形成他伟大悲剧中怀疑的色彩，这一点我们已提到过。本·琼森批评英国作家剽窃蒙田的思想时，相信他心中已想到莎士比亚。培根感受到了这种影响，笛卡儿也深深感觉到蒙田所予他对宇宙怀疑的启发。帕斯卡为了逃避蒙田的怀疑，以拯救自己的信仰，甚至濒于发疯边缘。以蒙田为根源，先后出了贝尔（Bayle）、沃夫纳格（Vauvenargues）、卢梭、狄德罗、伏尔泰——其中卢梭受益于他的《自白》及《教育论》、《食人族》两篇论文，伏尔泰则接受了所有其他的。贝尔是启蒙运动之父，而蒙田则是祖父。迪凡德夫人，一位有锐利眼光的女人，她亟欲“除了蒙田以外，放把火烧掉哲学家们所有广博的作品，因为他是这些哲学家之父”。蒙田还将心理分析带进了法国文学的领域，从高乃依和莫里哀、拉罗什富科和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到安纳托尔·弗朗斯（Anatole France），都深受他的影响。梭罗博采这位哲人的智慧，爱默生（Emerson）在写《论文集》前，将自己沐浴在他的思想中。读蒙田的作品，如同读18世纪前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我们将会发现好像昨天才写成一样。
世人很久以来认识并原谅了蒙田的过错，那些过错很多他已经自己承认过，以至于他几乎挖空了评论家的心思。他对自己的喋喋不休与自负有深刻的了解。有时我们不免对他作品上的引文感到厌烦，而且可能陷入了马勒伯朗士对《散文》所做不公正的批评：“一叠除了稗官野史、小故事、隽语、诗、箴言外，一无所有的东西……确是如此。”毋庸讳言，蒙田使自己的作品紊乱无章，因而减少了紧密性和扼要性。他在成百的问题中自相矛盾，他说事情的正面和反面，所以他注定是对的。对宇宙的怀疑在某方面麻痹了人心，它虽然使我们免于宗教的控制，却使我们意志消沉，失去了扬起生命之帆的原动力。我们被帕斯卡不顾一切维护信仰感动的可能性要比被毫无信仰的蒙田感动的为大。
我们万不可陷自己于此不公的评论中，它会妨碍我们对这位多言哲学家的欣赏和欢笑的学习（Gaya Ciencia、Allegro Pensieroso）。在哪里我们还能够找到如此生动的智慧与幽默的结晶？智慧与幽默二者之间有微妙的相同点，因为二者可能都是透视万事万物的结果。蒙田集两种特质于一身，他多言的缺点被诙谐与明晰补救。在他的作品中，没有陈腐的字句，更没有华而不实荒谬绝伦的东西。我们对那些思想晦暗不明、空洞无内容的文章，往往如此厌倦，以至于可以忽视隐含在文章下夸大的自我主义。我们看他的文章时，却惊异于亲切的健谈者（Causeur）如此深知我们的心。我们感到很慰藉，因为我们发现，如此的一位智者也分担了我们的错误，而且都被他解决了。我们看到他也有不知和犹疑时，可以此自慰。他述说道，我们的无知一经认知也会变成哲学，这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在圣巴托罗缪事件后，我们能碰上如此一位不具破坏性的人，那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总之，不管他对理性所做的攻击如何，我们发觉，他使法国的理性时代萌芽，正如培根在英国所做的一样。蒙田——一位理性主义的评论家——如非理性本身，他什么也不是。为着他对教会的敬意，这位非理性的人深具理性。只有他在法国人的心中播下理性的种子后，他才答应妥协。假如他（像培根一样）试着不去扰乱穷人赖以慰藉的信仰，我们就不应拿他的小心与仁慈来非难他。他不是生来就爱批评的人。他知道他也会有错，他是理性与中庸主义的布道者。他是这样一位绅士，除非已有栖身之处给人，否则他是不会放火的。他的修养比伏尔泰更加深厚，因为他同情那些被他摧毁的东西。
吉本认为“在那个固执己见的年代里，在法国只有两位自由人士（有自由而且宽宏的思想）例外，他们是亨利四世和蒙田。”而一向以帕斯卡眼光冷眼看着蒙田的圣伯夫，最后也显出罕有的热心，称他是“前所未有的最有智慧的法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