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的政府和知识阶级此时已就宗教形成了一项君子协定，怀疑论者认识到他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宗教那样作为对个人道德和大众和平的一项帮助时，自然神论对正统教义的攻击就归于寂静了。威廉·葛德文、罗伯特·欧文、杰里米·边沁和詹姆斯·穆勒便是没有信仰的活生生的例子。但是，他们却不因之而大事宣传。托马斯·潘恩是一个例外。这位在年轻的伏尔泰身上发现了一些可爱之处的英国贵族，现在就安息日的仪式小心地注意了。“英格兰各地对下层阶级有了一种好奇感。”1798年的年鉴指出，在星期天“看到通向教堂的大道上停满了车子”。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于1838年指出：
就英国人的心智，从思考和实际两个方面来说，有一种从各种极端中退缩的崇高礼赞存在……“不要骚扰清静”是那时受欢迎的教义……因此，在对宗教不要太过分骚扰或过分热心的情况下，教会甚至得到哲学家们的支持，当作反对狂信者的堡垒。将宗教精神当作阻止骚扰社会和谐或国家安宁的一帖镇静剂。国教教士认为他们在这些措辞上有一次合算的交易，而深具信心地信守其条件。
国教的正式名称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联合教会”，虽然它接受加尔文派教义的《39条条款》，它仍保留了天主教仪式的许多特征。它有天主教和主教的职称，但是他们通常都是结过婚的，而且是由英王任命的。地区性的牧师通常由当地的乡绅们选举，并协助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国教的牧师视国王为他们的领袖和统治者，并依靠国家从英格兰各家庭抽取支持教会的什一税。伯克形容不列颠为一个基督教联邦，其国内教会和国家为“合二为一的同一体，是组成全体中不可少的另一部分”。而约翰·威尔逊·克罗克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不列颠宪法的一部分”。除了没有迫害异端之外，其关系如天主教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兰西政府之间的情形。
异端派——卫理公会、长老会、浸信会、公理会、教友会和唯一神会，在一个条件下获准传布他们的教义：他们须宣布自己为基督徒。卫理公会传教士用他们惊世骇俗的雄辩聚拢了一大批听众。市镇中受压迫的工人们丧失了世俗的希望，回返到他们童年的信仰上。因为这种热诚，革命的观念从法兰西渡过英伦海峡吹袭来时，他们抗拒了使他们反叛的一切努力。1792年，卫理公会的领袖们要求每位虔诚的信徒做效忠国王的宣誓。
在国教教会本身，卫理公会的影响力激起了一次“福音派运动”：许多年轻的教士和俗人决定用熟记福音的方法复兴国教教义，使自己致力于简朴的生活及虔诚、仁慈和教会的改革上。威伯福斯领导英国人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汉娜·莫尔利用她的布道、书籍和主日学校，大事传播基督教。
天主教和犹太教仍然得不到完全的容忍。英国新教徒不能忘记盖伊·福克斯及他要炸毁国会的企图（1605年），也不能忘怀斯图亚特王朝诸王——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和天主教的权力、情妇与理念的苟且情形。他们视一名天主教徒为效忠于一个外国统治者的人（教廷是教皇领地统治者的俗世主权），他们怀疑在罗马教皇和不列颠国王的冲突中会有何种行为。
1800年，英格兰约有6万名天主教徒，大多是爱尔兰籍，但有些是不列颠天主教改革前当地居民的后裔。对付他们的法律此时已大为松弛。1774年和1793年的许多制定法已经恢复他们拥有土地和主持他们自己宗教仪式的权利，他们在自己的学校中可以传布他们自己的信仰。以一篇特别措辞的誓词，他们宣誓效忠国王和政府而同时不背弃教皇。然而，他们不能投票和被选入国会。
直到18世纪末，英国天主教的全部解放运动已经呈现出成功的迹象。卓越的新教徒——卫斯理、坎宁、威伯福斯和格雷爵士——都支持这次运动。法国大革命在英格兰引起了一阵对伏尔泰和启蒙运动的抑制，有些人同情被革命政府反对的宗教。1792年以后，法国移民，包括天主教神父和僧侣在内，从不列颠接受到一份温暖的欢迎和经济援助，流亡人士准许设立修道院和神学院。一个如此式微和频遭蹂躏的教会观念可能是英格兰的一次危机的说法，至此似乎已成为荒谬之论了。在对法国的战争中，那种教会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联盟。1800年，皮特提出了一项解放英格兰天主教徒的法案。保王党和高层国教会（High Church Anglicans）反对此法案，乔治三世也决心与他们采取一致的立场。皮特撤回了他的提案而辞职。英格兰的天主教解放运动必须等到1829年才实行。
较此更为缓慢的（1858年）是解除英格兰犹太人的非公民资格。他们1800年约有2.6万人：大多住在伦敦，有些则在省城，几乎没有人住在乡下。长期战争阻止了更多移民，也让英国的犹太人适应不列颠的生活方式，因而无法冲破某些种族的障碍。法律仍然阻止他们取得参政权及担任重要公职的机会，除非他们经过“成为一位忠诚基督徒”的宣誓，并接受依照国教的圣礼仪式。不然，他们可以自由地在他们家中和犹太教会堂中举行礼拜。几位杰出的犹太人改皈基督教——如银行家桑普森·吉迪恩、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作家伊萨克·迪斯雷利。
犹太人在银行业务中的长期经验和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家族联系，使他们在“七年战争”和对法国的长期决战中能对不列颠政府有所帮助。本杰明和亚伯拉罕·歌德斯密兄弟协助皮特击退垄断财政事务交易上的不法经纪人。1810年，内森·罗斯柴尔德就他父亲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在美因河旁的法兰克福创立的公司，在伦敦设立了分公司。内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理财天才，他使他的家族在许多国家居于显赫的地位达数世纪之久。他成了不列颠政府与国外强权的财政关系上最得宠的中间人，即他或英格兰转入奥地利和普鲁士分公司的代理人，与拿破仑战斗。他在1815年后的英格兰工商业发展上居于领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