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阶级除了对自己的子弟外，对教育缺乏兴趣。维持农民、无产阶级，也许还包括中产阶级在内不能阅读的现状似乎较为有利。特别是目前，葛德文、欧文、科贝特、佩恩、科尔里奇和雪莱正在印行关于剥削的贵族、农业公社（agricultural communes）、工厂奴隶、无神论等无聊手册时。“对旧制度的毅然辩护，”葛德文于约1793年写道，“没有鄙视的意见，反对知识的交换为一项最惊人的革新。”在他们著名的观察中——“一位接受读写训练的仆人不再是他们要求的被动机器了”——包含了出自整个欧洲社会哲学的胚苞。此外，较低阶级不能以智慧和谨慎判断讲演、看报或书籍提供给他们的要点。观念会爆炸，倘若教育普及化，如梦似幻的“魔鬼集团”就会设法摧毁唯一能保持社会秩序和文明的各阶级必要的权力及其特权。在制造商行里，在竞争者不择手段的竞争中，在发明者的压力和寻找廉价劳工的要求下，看不出教导童工人权和空想的意义。“这些原则，”葛德文引述一位匿名的保守人士说的话，“将不可避免地在粗人的脑筋中发酵……或者使它们付诸执行的意图将会受到各种灾难所折磨……知识和兴趣、智能的良好，贤哲的发现，诗和艺术之美，将会在野蛮人的脚下践踏而磨灭。”
1806年，据帕特里克·柯古洪（前伦敦市警察总监）的估计，英格兰和威尔士有200万名儿童没有接受教育。1810年，语言学家亚历山大·默里（Alexander Murray）统计，有3/4的农业劳动者是文盲。1819年，依官方的统计报告，674 883名儿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接受学校教育——占总人口的1/15。1796年，皮特提案由政府设置工业教育学校，他的提案没有付诸表决。1806年，塞缪尔·惠特布雷德提出的政府在每个教区设置一所国民小学的提案（在苏格兰早已成为事实）在下院通过，但是上院基于教育应置于宗教基础上的理由而将它驳回。
宗教团体自筹经费为他们的儿童提供某种教育。促进基督知识的俱乐部仍维持着“慈善学校”，但儿童入学的总数不超过15万人。汉娜·摩尔的学校几乎限制在宗教课程的范围内。贫民法律署开办了“工业学校”，授给194 914名儿童中的2.16万人适合他们就业的教育。儿童在宗教学校中学得的一件事，便是《圣经》，它变成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学和他们的政府，是不幸、不义的迷惘的生活中一项可贵的资产。
1797年，安德鲁·贝尔博士在教师资源不足时，创立了“导生制”（Monetorial System），利用年长的学生到与国教信仰有关的国民学校中充任助理讲师。一年后，约瑟夫·兰开斯特介绍了一种以每位基督徒都接受为原则的类似制度。教会人士拒绝实施这种不区别教派意识的制度，兰开斯特被指责为一位自然神教的信徒、一名叛教者、一件魔鬼的工具，科尔里奇也加入叫骂的行列。1810年，詹姆斯·穆勒、布鲁厄姆爵士、弗朗西斯·普莱斯和塞缪尔·罗杰斯创立皇家兰卡斯特协会（Royal Lancastrian Association），推广不分教派的学校。震惊于这项计划的进步，国教教会组织了“依据国教教义的贫民教育社”与之对抗。直到1870年，不分教派的国民学校全国性教育制度才在英格兰创立。
高等教育则由那些能供应较高等教育的家庭教师、公立学校、讲师和两所大学来提供。公立学校——伊顿、哈罗、拉格比、温切斯特、威斯敏斯特和查特豪斯，在收费政策下由贵族和士绅开办，偶尔招收有势力的中产阶级的子弟。研修课程主要是古典经籍——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语言和文学，旁及一些科学教育。但是，父母们期望他们的儿子接受有关政府的教育。他们深信，一位青年研修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文学和口才训练，较物理学、化学和英诗，对教育目标是更好的准备。不过，弥尔顿被誉为一位写拉丁文如同英文一样成竹在胸的罗马人。
公立学校中的训导是一种打骂和苦役混合的教育。违犯重大校规者将被教师责打。另外，有低年级孩子为高年级孩子服贱役的规定：受他们差遣，擦鞋、泡茶、拿曲棍球棒和球，并默默地容忍他们的恐吓，其理论是一个人必须在学会指挥之前先学会服从——与陆军和海军中通行的理论相似，纪律是在打骂、苦役和服从的基础上组成的，在此意识上，特拉法加和滑铁卢的胜利不只是在伊顿和哈罗的操场上赢来的，也是在公立学校的教堂和礼堂中赢得的。一旦一名服过苦役的低年级学生到达高年级，他已准备要护卫此制度了。在这些贵族养成所中，有一些民主政治的内涵在内：每位罚苦役者是平等的，不论他们的财富和门第，每位毕业生（如果他们不从事商业）也是平等的——而所有其他人，不管他们的天赋如何，都要较他们低一等。
这些学校中的毕业生——通常在18岁——继续成为牛津或剑桥的学生。这两所大学从中世纪后期，在文艺复兴的成就中渐趋没落。担忧在牛津的日子大多数浪费在不相关的研究上，吉本并非是唯一的一人（虽然他从拉丁和希腊文上获益匪浅），学生在赌博、酗酒、嫖妓和决斗上争强斗胜。入学许可需要得到国教教会的承认，授课由名字中有“唐”（Don）的教授担任，每位教授指导一名到数名学生，以公开讲授或私下指导来传授他们的学识。那里古典经籍也是课程的主修内容，但数学、法律、哲学和近代史已列入课程，对天文学、植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讲授也很盛行——但学生寥寥无几。
牛津是保王派的堡垒，剑桥是民权派的大本营，后者接受《39条条款》作为入学的条件已被取消，但只有国教会的会员才能取得学位。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自1785年起曾在此发生。科学在剑桥要比在牛津——就教师和学生方面来说——都要多，但是两所大学都比德国和法国落后。牛津教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剑桥加上洛克、哈特莱和休谟的学说。剑桥培植国际知名的学者，牛津颇注重在国会中的雄辩术和谋略人才的培养，经过试验和磨炼后找找关系，就可在不列颠政府中扮演一个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