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一世（1100—1135）
获知红脸威廉的死讯，亨利迅速采取了行动。他骑马前往温切斯特，接管了国库。接着他又直接来到了威斯敏斯特，于8月5日在那儿加冕成为国王。这样的神速使人猜测亨利事先知道他的哥哥即将遇害身亡，以及他“策划了狩猎事故”。但是没有同时代人提出指控，而且假如果真是亨利如此冷酷地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他所选择的时机很可能会有所不同。红脸威廉与罗贝尔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一定会以他们中间一个人的失败或被消灭为结束。换言之，假如推迟暗杀的话，就会使暗杀者有希望同时获得英格兰和诺曼底。而实际情况是，红脸威廉于1100年8月的死亡意味着亨利必须以惊人的速度来夺取盎格鲁—诺曼联合王国只有一半的控制权。一个在动手之前可以等待那么长时间的人肯定是会再等待一两年的。
几个星期之后，罗贝尔回到了诺曼底。亨利不得不准备防御不可避免的入侵。他的政策就是用施舍恩惠和作出广泛让步的方式来获得支持。这是他在加冕那天就宣布的一项政策，当时他颁布了自由宪章，谴责他哥哥压迫人民的做法，并且答应建立一个好的政体。另一方面，组织防御的迫切需要意味着亨利不能够承受引起过多混乱的后果。这是一个表明姿态和发表宣言、但绝非推翻整个政权的时期。形势的现实就是他哥哥留给了他一个现成的宫廷和管理机构，而亨利除了接管它们之外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当罗贝尔公爵于1101年7月在朴次茅斯登陆时，英格兰许多实力最大的男爵在贝莱姆的罗伯特（Robert of Bellême）和其兄弟们的率领下，聚集到了他的麾下。但是以默朗的罗伯特（Robert of Meulan）为首的红脸威廉宫廷圈子那帮贵族依然效忠于亨利；英国的教会亦如此。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并且坐下来谈判。亨利得以维持对英格兰的统治，每年向他的哥哥交纳2,000英镑的俸金。
在度过了1101年的危机之后，亨利便开始着手防止这样的危机再次发生。最基本的第一步就是推翻蒙哥马利（贝莱姆）家族。1102年，他夺取了贝莱姆的罗伯特在威尔士边界最主要的堡垒，接着就将他驱逐出境。两年后，他没收了莫尔坦的威廉（William of Mortain）名下的土地。但是罗伯特和威廉这两位伯爵，就像其他伯爵一样，在他们的诺曼底庄园有根据地，可以从那儿组织力量夺回他们在英格兰的土地。通过使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分离永久化，1101年的条约使得政治动荡局面继续存在。所以当前一任国王的历史又重演时，我们发现一位英格兰的国王先是在防御，接着又转入了进攻。在坦什布赖战役（1106）中，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罗贝尔公爵本人被俘，并将作为他弟弟的俘虏在监牢里度过他28年的余生。
虽然在最初的统治年代里亨利一直专注于诺曼底的事务，但他并无太多的空余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专心做这些事。王室对教会的传统权利受到了随着格列高利改革运动而来的新思想的威胁。改革家们不仅希望净化教士们的伦理道德和精神生活，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相信必须把教会从世俗控制中解脱出来。这种控制最令人憎恶的象征就是世俗政权的主教授职仪式，即新任修道院长或主教从任命他们的世俗君主手中接受戒指或权杖的仪式。虽然教皇早在1059年就已经颁布了反对世俗主教授职仪式的第一个法令，而且此后发布了更多的禁令，但是在英格兰，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直至安塞姆于1100年秋天回到英格兰。在流放过程中，他得知了教皇对于世俗主教授职仪式的态度。于是，尽管他本人就是由红脸威廉于1093年授予大主教职位的，但他现在拒绝向亨利顶礼膜拜，也不肯给那些由亨利授予职位的高级教士们祝圣。这使得国王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主教和修道院长们是大地主，即中央和地方政权中的关键人物；他需要他们的帮助，而且必须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另一方面，与红脸威廉不同，亨利不愿意再挑起争端，所以在许多年当中，他觉得还是拖延这个难题更方便一些，而不是试图解决这个难题。直到1107年，这件事才最终得以解决。
亨利声明放弃了世俗主教授职仪式，但是主教们仍在继续对他们的领主进行顶礼膜拜。实际上国王的祈愿仍然是主教任职的决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亨利放弃了控制的形式，但却保全了控制的现实。当安塞姆于1109年去世时，国王让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位空缺了5年。然而他已经失去了某些东西，而且他知道这一点。在伴随“主教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est）而来的激烈宣传战中，格列高利派坚持认为国王只不过是个平信徒，他的身份要低于所有的教士，因为教士们所关注的是心灵，而国王关注的只是肉体。教会再也不能容忍旧的观念，即认为涂过圣油的国王就是上帝的神圣代理人。在放弃世俗主教授职仪式的同时，亨利就等于承认了他职务的世俗性质。这是王权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当诺曼底被征服、而主教叙任权的争议找到了一个妥协性的解决方案之后，亨利的注意力转向保护他所剩下的东西。虽然他提拔了一些“新人”，但他知道政治的稳定有赖于他培养跟贵族的良好关系。用奥德里克的话来说，“他用荣誉和慷慨来对待权贵们，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和地产，并且通过以这种方式抚慰他们，他赢得了他们的忠诚。”对于亨利地位的一个直接威胁来自于柯索斯的年轻儿子威廉·克里托（William Clito, 1102年生），他宣称他才是合法的诺曼底公爵，而非亨利。这个对手的要求，加上诺曼底漫长的陆地边界，意味着这个公国仍然是他整个王国中最易受攻击的部分。1106年以后，亨利在其统治期余下的多半时间都是在诺曼底度过的，以对付诺曼公爵的传统敌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有法王路易六世（Louis VI of France, 1108—1137在位）和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Fulk V of Anjou, 1109—1128任伯爵）。他组织了一个防御性的联盟——把他的至少8个私生女嫁给了邻国的君王，从北方苏格兰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Scotland）到南方佩尔什的罗特鲁伯爵（Rotrou count of Perche）。这种外交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断言，即性对于亨利来说并非是一桩享乐的事情，而是外交事务。所有这些活动的最终结果就是亨利没有失去诺曼底，而且由于这个原因，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对此大做文章，因为这种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现状。然而对于亨利来说，这可是一桩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至少有一次，在1118—1119年间，他差点失去了诺曼底这块领土。
地图1盎格鲁—诺曼王国，1066—1154
保卫诺曼底这一头号问题对于英格兰来说也是一件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而且不仅仅是对那些在欧洲大陆拥有地产的大地主们而言。城堡、卫戍部队、外交和战争全都需要用大量的金钱来维持。这种因果关系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关1118年的记载中有着明白无误的表述：“由于跟法国国王、安茹伯爵和佛兰德伯爵之间的战争，亨利国王这一年全年都是在诺曼底度过的……英格兰在这一年以众多赋税的形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人民整年都被这些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国王的长期缺席和他对于金钱的迫切需要是政府机器不断地变得精巧和复杂背后的动力。当国王不在的时候，英格兰是由副摄政委员会来进行管理的。这个委员会要一年两次在财政部碰头开会，在著名的格子桌布上审计各郡长的待结账目。大多数日常的管理工作，尤其是岁入的收取，是在索尔兹伯里的罗杰（Roger of Salisbury）的监督下进行的，他既能干又谨慎，似乎是一位典型的官吏，与性格浮夸的弗兰巴德截然不同。
亨利唯一合法的儿子威廉1120年因白船（the White Ship）的沉没而溺水身亡，这使得亨利精心构筑的大厦轰然倒塌。从那时起，继承人问题便主导了他统治时期的政治活动。威廉死后不到3个月，亨利便娶了一个新的王后，但是他竭力希望得到的王位继承人却并没有出生。所以，尽管亨利有20多个私生子女，但在他身后却只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后代，即他的女儿马蒂尔达（Matilda）。当她的丈夫，德意志皇帝亨利五世（Henry V of Germany），于1125年逝世的时候，亨利把她召回了自己的宫廷，并让男爵们宣誓接受她为盎格鲁—诺曼王国的继承人。接着，亨利于1127年又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威廉·克里托被承认为佛兰德伯爵。假如他能动用佛兰德的财富来推动他对于诺曼底的主权要求，那么他叔叔的前景将会十分暗淡。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亨利向安茹的富尔克五世提出了马蒂尔达与富尔克的儿子和继承人杰弗里·金雀花（Geoffrey Plantagenet）联姻的建议。1128年6月，马蒂尔达不太情愿地嫁给了一个14岁的少年。毫无疑问，富尔克伯爵取得了一个外交上的胜利：即迈出了安茹家族接管盎格鲁—诺曼王国最重要的第一步。
到了1135年，亨利一世与杰弗里和马蒂尔达之间发生了公开而激烈的争吵。这件事的后果就是驱使那些忠于亨利的权贵们起来反对安茹家族的人。当年迈的国王去世时，这些权贵们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很难跟国王选定的继承人达成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亨利本人挑起了他死后王位继承权的争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想让他的女儿和女婿来继承王位，但是他没有办法亲自采取可以使他们顺利继承王位的措施。亨利一世曾经是一位极为能干和成功的国王，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但就连他也没能妥善处理王位继承问题的紧张局面。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亨廷顿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ton）把亨利描述成一个永远焦虑不安的国王：“他的每一次胜利都只能使他担心自己是否会失去已经得到的东西；因此尽管他看上去是一个最幸运的国王，但实际上他却是最痛苦的国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