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思想运动
在较早的婆罗门教经，导致后来这些发展的讨论和辩难的声音，却相对减弱，甚或销声匿迹了。可是，在反映出佛陀身边环境的佛经和耆那教经籍中，却回荡出各种各样争辩的声音，使人仿佛置身于各类哲学观点和禁欲法门的闹市上一样。当时就有公共的论议厅，各派沙门聚在里面辩论法义。公开的讲演或布道蔚然成风，它们不仅面向本宗的弟子，还面向潜在的俗家信众。（各派之间）有某些修行是大家共守的——比如乞食、云游、独身、自制——可是在这共同律则后，却点缀着五花八门的的意见和哲学，还有光怪陆离颇具创意的自苦法门。
这里面多少有点儿标新立异的成分。有些人像狗一样饮食，另一些人像鸡一样单腿站立，还有许多人四处裸行。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的标新立异表现在思想方面。佛陀后来破斥的那类“聪明黠慧，善于辩论，在论点中像虫一样宛转扭动的吹毛求疵之徒”，正指此辈人物而言。可是，这类“吹毛求疵之徒”嘴里嚷嚷的那些骂人话，反而证明了当时论难的质量颇有提高，而且已经有若干的思想习惯传播开来，能够允许人们在两种论点之间作出抉择：“依汝之所设，结论固如是，然汝之结论，实含汝所设”；“汝之诸论点，试为阐明之”；“若汝有能力，试解汝之难”。当时还出现了多家的怀疑论者，他们是这样一类哲学家，怀疑此事或彼事之中有效的知识能否成立。这些人的存在，也许可以充分证明当时学问界风气的热列和复杂。当时还有唯物论者，他们完全否认轮回转世这类无影无形的精神世界的存在。还有一些命定论者，他们虽然相信轮回转世，但却认为每一个有情在证得解脱前须先经历他所有可能的命运。
然而，与佛陀关涉最深的，有三种思想运动。第一种思想运动可以在婆罗门教经籍中追溯它的痕迹。在最古老的祭祀文献中，献祭活动的举行，全是指向献祭者本人，他的肢体和官能，意在使他充满法力，可以成就俗世的一切益利和福寿功德。这在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对来世、死后生活的关心，并且同时演变成关于献祭者本人，也就是他的神我（Self）的一种更为内在的概念。大约在佛陀出世之前不久编纂完成的诸部《奥义书》已经把神我这个内在的本质看成是从此生到彼世的轮回主体。
第二种思想运动就是瑜伽。在几个相关方面，瑜伽思想和《奥义书》非常相似，我们有理由说存在着一系列的瑜伽/《奥义书》学说。透过佛经中对这些瑜伽/《奥义书》学派观点的攻击，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思辨的宝藏，以及许多辨析精微的学说，这些学说都对神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主张：有些人说神我是物质的，有些人说神我是一种精细的物质，或仅由心识构成，还有另外一些人主张每个个体都有若干由粗到细的神我。每一种观点都伴有一套稍微不同的对精神世界的建构，以及一整套的禅修法门。这些禅修法门意在有朝一日能够证得神我，从而使自己没入其中，摆脱世间与轮回的痛苦与纷扰。
第三种思想运动是所谓尼乾子外道（proto-Jains），我们现在多把它与耆那教联系在一起。耆那教的祖师叫大雄（Mahavira），是佛陀的同时代人。有很多的材料证明，他的学说仅仅是在组织某些早已存在的影响很大的教义。这个学派持有一种特别严格的轮回论，严格到把对任何有自己灵魂的生物的伤害，都看成是对自己灵魂的伤害，认为使自己的灵魂附著上了尘垢，好像尘土使衣物蒙尘一般。若想涤除已经沾染的尘垢，必须自愿去做禁食一类的苦行。为了避免再染尘垢，必须禁止大小一切杀生之行。这就是不害论，或非暴力论，巴利语叫ahisa。耆那教的苦行，一方面和当时对出家沙门普遍要求的自制合流，另一方面和若干极端的苦行派合流。同样地，不害论或者非暴力论，也是当时出家沙门共守的戒行，但实行最力的也许还要算耆那教徒和尼乾子外道了。当然，在其他学派中也可以见到。
佛陀与这些思想运动的关系十分复杂。首先，他对他们的主张有取也有舍。他立足于瑜伽/《奥义书》学派对观心内省的关注，发展了他们的禅法，但是却舍弃了瑜伽师们的神我论。他把不害论留为己用，却抛弃了苦行的学说。然而，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从别人那里借来合理的东西，或者被动地接受前人和同时代人影响的问题，因为凡是佛陀所接受的东西，都是经过了他自己的加工和改造，而他会抛弃哪些东西，也自有其一套很有独创性和创造性的理由。佛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充满了活力和竞争，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损人利己的强求，迫使他在思想上要完全保持忠诚，在生活上完全采用一种生活方式。佛法表现出来的那种相对的简单性，以及冷峻威严的口吻，多少掩盖了他为了在众人中奋力传达出自己声音所付出的艰苦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