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人口问题
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人口呈递增趋势，人口膨胀所造成的耕地、粮食供应等方面问题，都尖锐地摆到清朝统治者的面前。
人口爆炸的危机。
清代入关前的皇宫清入关后的第一次人丁统计数字是一千四百万（顺治八年），十年之后的统计数字是一千八百万；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登记在册的人丁是二千四百六十万；上述统计数字，只是交纳钱粮的丁口数字，既非全部人丁数，更非全部人口数。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地、地丁合一后，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丁编审已无意义。面对人口剧增所造成的压力，清朝统治者迫切需要掌握人口的实际数量，以便调剂粮食，储备赈荒。乾隆六年（1741年），所进行的第一次人口统计（包括“大小男妇”）数字是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突破了以往任何官方统计数字。乾隆八年（1743年）的统计数字，是一亿六千四百四十五万。此后人口一直以接近百分之十三的增长率递增，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人口突破二亿，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已接近三亿，人口数量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面对“每岁户口孳息”，民间谷价，有增无减”，清统治者“焦劳宵旰”。在粮价上涨的背后则是地价上涨、“诸物贵”以及地少人多而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奖励垦荒。
乾隆五年（1740年），下达鼓励开垦边角畸零地亩的谕令，其谕曰：“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向闻边省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
为保证“免其升科”的执行，经户部议复、乾隆批准，颁布征钱粮的标准：
直隶省（今河北省）二亩以下不成丘段的土地；山东，中等地一亩以下、下等地二亩以下及山头、滨河的零星地；河南，一亩以下的上等地、五亩以下的中等地；山西，十亩以下的不成丘段的瘠薄地；湖北，旱田二亩以下、水田一亩以下；江苏，荒山硗瘠地及不成丘段田埂、沟畔地；安徽，一亩以下的水田及二亩以下的旱田；福建，一亩以下的零散地；浙江，不成丘段的瘠薄地；湖南，水田一亩以下、旱田两亩以下；四川，上等地五分以下、中等地一亩以下；陕西，山头荒地、地角不成丘段地；甘肃，山头地角荒地；广东，山梁瘠薄地；云南，硗薄地；贵州，山头地角奇零地；广西，水田一亩以下、旱田三亩以下。
边疆垦荒。
辽阔的边疆地区为剧增的人口提供新的栖身之所。尽管自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对满族发祥地东北实行封禁之策，禁止汉人移居东北实际是禁而不止。山东、河北失去生计的农民或从海上、或从陆上闯入关东（东北在山海关之东）。至乾隆时期，清朝廷迫于人口压力，进一步放松关禁，乾隆为此发布上谕：“盛京（指辽宁）可耕之土甚多，畿辅山左，无业穷氓，挈侣至者，成耕艺安居，久之悉成土著，日积日多。虽于本地淳朴古风有碍，然太平日久，户口繁孳，借此以养无数穷黎，故向有禁之之例，而未曾严饬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再次重申：“山海关、盛京等处，虽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藉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致滋生事端。”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据官方统计数字，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耕地达二千二百九十万亩，较之清初增加二千万亩。
蒙古地区也有汉民大量涌入，“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蒙古王公“或招募民人为伊开垦，或雇觅佣工”；清政府将官有牧厂余地招民垦种，“每五顷为一分，各量资本，或一户认种一分，或数人合种一分”，进一步刺激汉民到口外谋生。“或行商，或力田，致数十万人之多”。至乾隆中叶，汉民增到五十万以上。到道光初年增到八十八万，内蒙成为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廷收复台湾之后，闽、广一带人民渡海私入台湾谋生者日多，乾隆九年（1744年），清朝廷作出凡去台湾者一律编入保甲、凡在台湾有田产者，可把在内地的祖父母、父母、子孙接去抚养。“漳、泉、粤之民趋之若鹜”，各地出现汉庄，“各庄佃丁山客，十居八九”，“呼类引朋，连千累百”。
自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凡土司之新辟者，省民率挈孥入居，垦山为垄，列植相望”。“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携眷依山傍寨，开挖荒土”，“报垦几无隙地”。打箭炉，“为汉夷杂处，入藏必经之路，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常年贸易，不下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大小金川平定后，该地有十三万亩土地招汉民垦种。
乾隆年间，开拓天山南北之后，在清政府的鼓励下汉民去伊犁、乌鲁木齐、哈密一带屯垦者日多，按照规定“呈垦者每户给地三十亩，并给予农具、籽种、马匹，六年升科，如力能多垦者，取结给照，永为己业”。“内地之民争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望，巷陌间牛马成群，皮、角、毡、褐之所出，商贾辐辏。至于绍兴之酒、昆腔之戏，莫不坌（奔，聚集）至”。“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街宽敞，人民杂辏”。内地居民向边疆地区的流动，不仅基本上解决了人口剧增所造成的土地压力，缓解了因土地兼并、自耕农沦为流民所造成的危机；也加速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密切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
推广高产作物。
为解决近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玉米、白薯这两种产于美洲的高产作物在乾隆时代得到推广。
白薯生命力强，耐干旱、耐水涝，盐碱地也能存活，抗虫、抗灾，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乾隆初年，白薯从闽广传至北方，福建人陈世元去山东，见该地因旱歉收，遂“捐资运种及应用犁、锄、铁耙等器”，到山东胶州传播栽种技术，“秋间发掘，子母钩连，如拳如臂，乃各骇异，成乐受种”。未几，陈世元之子陈云又把薯种运至河南朱仙镇及北京一带栽种。直隶无极县令黄可润从原籍福建带来薯种在当地试种，“结薯甚多”。
山东布政使李渭，总结在北方栽种白薯的经验，撰写《种植红薯法则二十条》（乾隆十七年）；山东按察使陆耀刊印《甘薯录》详细介绍种植方法。乾隆在看到陆耀写的《甘薯录》后，令直隶总督刘峨、河南巡抚毕沅把此书广为传播，令彼等“当即转饬各属，劝谕民人，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在清政府的大力推广下，白薯在山东、直隶、河南、陕西等省得到广泛种植，“颇著成效”，“俾佐粒食”。
适宜在山地种植的玉米，在鼓励开垦山头角地的谕令推动下，在大江南北得到广泛种植。四川、陕西、湖北、湖南、广西、安徽以及华北等地“延山漫谷，皆种玉米”，“土人称为六谷”，“春煮为粮，无异米谷”，“特此为终岁之粮”。迨至乾隆中叶以后，玉米、白薯成为主要食品，”穷山深谷，“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
输入洋米。
为解决人口剧增所引起的粮食短缺、平抑粮价（自康熙以来粮价居高不下），清政府鼓励从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进口大米。乾隆七年（1742年），福建、广东商船在返回时带回大米六万六千余石。为了鼓励外洋货船贩米入境，乾隆特下谕令：”自乾隆八年为始。嗣后凡遇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
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发粜。若民间米多，不需籴买，即著官为收买，以补常社等仓，或散给沿海各标营兵粮之用，俾外洋商人得沾实惠，不致有粜卖之艰。”同时亦鼓励去暹罗打造船只的中国商人返回时购米装船，一举两得。
乾隆在上谕中明示：“暹罗产米甚多，向例原准贸易，向来获利甚微，兴贩者少。今商人等探听暹罗木料甚贱，易于造船，自乾隆九年以来，买米造船运回者，源源接济。”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准许商人自备资本，购米入境，并规定“数在二千石以内者，循例由督抚分别奖励；如运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奏请赏给顶带”。
在清政府的鼓励下，东南亚的大米源源输入闽、广。
尽管清王朝遇到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但由于边疆地区的开拓为剧增的人口提供新的谋生地带，不仅解决了人口压力所酿发的危机；也使得清王朝避免土地兼并所造成的流民问题的冲击。而高产作物的推广及对洋米入口的提倡，则使得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承受住了人口膨胀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