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甲午年，故历史上称这次战争为“中日甲午战争”。
19世纪9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已接近于完成，因此，它们之间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起来。为了夺取称霸远东的基地和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跳板，东北亚的朝鲜就成了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在远东争夺的焦点。在英、俄、美、日等国为侵略朝鲜而进行的互相拼搏中，日本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还是一个军阀割据、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同治七年（1868），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近代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日本资本主义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国内封建势力在改革后依然大量存在，广大农民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生活十分贫困，无力购买工业品；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工业原料供应困难。为寻求海外市场，掠夺原料，积累资本，日本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明治初年日本统治者制定的大陆政策，明确指出对外侵略的五个步骤：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为实现这个狂妄的扩张计划，19世纪70年代，日本就在美国支持下，侵略台湾，于光绪五年（1879）吞并琉球，同时积极图谋朝鲜，夺取“渡满洲的桥梁”。光绪二年（1876），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在朝的自由通商权和领事裁判权。光绪八年（1882），日本趁朝鲜发生兵变的机会，胁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取得在汉城的驻兵权。光绪十年（1884），日本在朝鲜策动开化党发动政变。驻朝清军与朝鲜军民一起攻入王宫，击败日军和开化党。政变被粉碎后，光绪十一年（1885），日本要挟清政府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从签约之日起的4个月内，中日两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将来朝鲜遇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必须先行互相知照。这个条约等于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
刘公岛甲午战争博物馆虽然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但它毕竟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力、军力都有限，如果不作充分的准备，没有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要打败中国，侵占朝鲜，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从光绪十一年（1885）开始，日本政府即拟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建成了一支拥有六万名常备军和二十三万名预备军的近代化的陆军以及一支排水量七万吨的新式海军舰队。在国际上，日本除了得到美国的支持外，还得到了法国和德国的赞许。当时，列强在远东的角逐中，以英、俄矛盾最为尖锐。对此，日本采取了利用双方矛盾，争取两国采取“中立”的外交方针。光绪二十年（1894），日英订立《通商航海条约》，日本得到英国的同情。俄国虽然不满日本在朝鲜的扩张，但又怕它倒向英国，只好采取“不与日本为敌”、“极力拉拢”的态度。这样，日本在外交方面也争取了发动对华战争的有利条件。
日本在做好战争准备后，于光绪十九年四月七日（1893年5月22日），成立了战时大本营，负责筹划和指挥日本侵略军作战。这样，战争的爆发只是时机问题了。
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者要求清政府派兵镇压。日本政府认为有机可乘，一面怂恿清朝出兵；一面密下动员令，准备大规模武装侵朝，挑起对中国的战争。五月（6月）初，清军一千五百多人开抵牙山以后，日本即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陆续派一万多陆军和几乎全部海军侵入朝鲜，占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东学党起义军和朝鲜官军达成协定，起义暂时平息。清政府为避免事态的扩大，建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日本不仅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还提出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实行改革的建议，并且训令其驻朝公使：“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驻朝日军闯入朝鲜王官，劫持国王，另立以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二十三日（25日），大院君按日本意图，与中国断交，并给予日军驱逐中国军队的权力。
在日军步步紧逼，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国内舆论和爱国官兵强烈要求清政府增援朝鲜，以实力阻止日本的侵略。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则发生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从改善自身无权地位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顺应舆情，主张抵抗。掌握大清军政大权的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从保持眼前的腐朽统治出发，力求维持和局，苟且偷安。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实际负责军事、外交的李鸿章，为保全北洋陆海军实力和保持北洋地盘，避战求和，对全国各阶层备战拒敌的要求置之不理，而把制止日本的侵略寄托于英、俄、美、法、德等国的调停上，尤其幻想“以俄制日”。在调停的希望落空以后，他仍不积极备战，军事上处处陷于被动。只是由于战争即将爆发和全国主战舆论的压力，李鸿章才不得不作出某种抵抗的姿态，一方面从陆路派军队进入平壤，一方面以重金雇英国高升号等三艘商船从海路运兵增援牙山的中国驻军。李鸿章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加速了战争的到来。
日本军部事先探知中国运兵船出发的情报，即命令日本舰队集结于牙山口外之丰岛，准备截击。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舰在丰岛海面突袭护送运兵赴朝的中国海军，护送舰广乙、济远两舰受重创，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船上士兵七百余人死难。从此，中日战争正式爆发。二十六日（28日），日本陆军向驻守牙山附近成欢驿的清军发动攻击。中国守将聂士成率军与日军展开激战。次日，日军攻陷成欢驿，清军主将叶志超在李鸿章“移扎平壤”的指令下，率军逃跑，牙山失守。七月一日（8月1日），清政府对日本宣战，派兵渡鸭绿江进驻平壤。
牙山战役后，在朝的清军二万多人驻守平壤，由不战而逃的叶志超任各军总指挥。大敌当前，叶志超不作任何战斗准备，终日“置酒高会”，寻欢作乐。日军进攻平壤的前一天，他就主张弃城逃走，被总兵左宝贵强力制止。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军分四路进攻平壤。负责北门的左宝贵，亲自上城指挥，士兵奋勇抵抗，击杀大批日军。日军以排炮轰城，左宝贵不幸中弹阵亡。北门失守后，身为全军统帅的叶志超竟在城头树起白旗，乞求侵略者让路回国。当晚，叶志超率诸将趁夜而逃，“一夕狂驰三百里”，渡过鸭绿江，退至中国境内。中日两国在朝鲜境内的战事就此结束。
平壤战役两天后，日本海军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向北洋海军发起进攻，挑起了黄海海战。
八月十七日（9月16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大小舰船十八艘护送运兵轮到达鸭绿江口西岸的大东沟。十八日（17日）上午，舰队准备返航旅顺港时，突见西南海面有黑烟一簇，测望来船，共十二艘。丁汝昌立即下令各舰升火起锚，准备迎敌。正午，当双方舰队相距约五千七八百米时，旗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首先发令开炮。战斗开始不久，丁汝昌从定远号的飞桥上跌落，负重伤；刘步蟾接替指挥。在激烈的海战中，中国舰队猛轰敌舰，日旗舰松岛以及主力吉野、赤城等舰先后中弹受伤。但日舰凭借其高速的优势，急驶横越中国主力舰定远、镇远两铁甲，绕攻中国舰队右翼，超勇、扬威相继中弹起火，致远、经远被隔在阵外。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爱国官兵奋不顾身地英勇战斗。致远舰中炮受创，船身倾斜，管带邓世昌认为“倭舰专恃吉野”，即命开足马力冲撞吉野，不幸中鱼雷下沉，全舰250人壮烈牺牲。经远在追击受伤敌舰时中鱼雷下沉，管带林永升和官兵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继续开炮击敌，最后全舰二百七十余人除十六人获救外，其余都为国殉难。镇远号管带林泰曾指挥官兵猛击敌旗舰松岛号，使该舰中弹起火，失去作战能力。这场激战历经五六个小时，傍晚，日舰首先退出战场，北洋舰队也退返旅顺。
在这场海战中，中日参战的军舰数目大致相等，力量对比各有长短，日舰略占优势。交战结果，中国海军损失军舰五艘，日五艘主力舰受重创，中国海军损失较大。但北洋舰队主力尚存，仍可与日再战。而李鸿章经此一战后，为保存实力，故意夸大损失，命令舰队全部躲进威海卫港内，不准再巡海迎敌，造成坐守待毙的局面。
平壤溃败、黄海沉船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莫不义愤填膺，坚决要求抵抗日本的侵略。帝党乘机向后党发动攻势，要求：惩处李鸿章；起用恭亲王奕沂；停办万寿庆典，分兵三路向朝鲜主动出击。在不利的形势下，后党除薄惩李鸿章、任命奕沂管理总理衙门和海军事务外，依然采取妥协投降的方针。慈禧太后断然决定“万寿庆典”照常举行，后党官僚则散布妥协论调。同时，他们又施展“以夷制夷”的故伎，请求英国出面“调停”。日本当时在军事上接连胜利，野心勃勃，拒绝调停的条件，继续向中国东北大举进攻，又挑起了辽东半岛战役。
邓世昌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分两路进犯辽东。一路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进攻辽东。沿江驻守的四万多清军，除聂士成部在虎山进行了抵抗外，其余皆闻风溃逃。日军接连占领九连城、安东、凤凰城、宽甸、岫岩等地。十一月十七日（12月13日），日军进占海城，进逼辽河。但在各地群众的抗击下，日军妄图进占辽阳、“取奉天度岁”的计划未能得逞。另一路日军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向西侵犯金州，直扑旅顺和大连。旅顺口是北洋海军根据地，设有船坞、炮台，军储非常充足；大连港的防务也十分巩固。十月十日（11月7日），日军分三路进攻大连湾炮台，守将则早在头一天即逃往旅顺，日军未费一枪一弹，轻取大连。二十一日（18日），日军进攻旅顺口。当时有六支清军驻守旅顺，其中五支清军的将领事先逃回天津，只有总兵徐邦道统领的一支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给敌人极大挫伤。经三天激战，徐邦道终因没有后援，孤军作战而败，号称“北洋精华”的旅顺陷于敌手。野蛮的侵略军进入旅顺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大肆杀戮，犯下了滔天罪行，全市侥幸逃生的仅有三十六人。
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清政府不是组织军民实行有效的抵抗，反而积极进行求和活动。九月底（10月底），清廷即请美驻华公使田贝求美国出面调停。十月六日（11月3日），总理衙门又召请英、美、德、法、俄五国公使联合调停战事，但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联合调停未能实现。于是，二十一日（18日），清廷派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携李鸿章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书信，直接赴日本求和。但日本拒绝接纳。在美使田贝操纵下，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0日），清廷又派户部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使赴日谈判。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七日（1895年2月1日），中日两国代表在广岛会面，日本代表又以中国代表“全权不足”为由，拒绝谈判。
为迫使清政府完全就范，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半岛成山角登陆，攻占荣城，包抄威海卫后路。同时，日本海军又封锁了威海卫。北洋舰队陷于港内，腹背受敌。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五日（1896年1月30日），日军攻占威海卫南北两岸的炮台，之后猛攻港内的中国舰队。北洋将士奋力抗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已无力挽回败局。这时，丁汝昌先命各舰冒死突围，继而下令炸舰沉船。但在舰上的外国教习、顾问等洋员与一些无耻将领相勾结，拒绝执行丁汝昌的命令，并逼迫丁汝昌向日寇投降。丁汝昌坚贞不屈，最后以自杀殉国。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洋员浩威假托丁汝昌的名义起草降书，向日寇交出了威海卫以及停泊在此地的十一艘舰艇和各种军用物资。至此，李鸿章经营十几年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威海卫失守后，二月（3月）初，日军在辽河继续发动攻势，先后占领鞍山、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控制了整个辽东半岛。同时，日本海军又攻占澎湖。从此，清政府完全向日本屈服了。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政府推行妥协投降路线造成的。它在战前力图避战求和；战争开始以后，虽被迫对日宣战，但自始至终执行的是妥协求和的政策。因此，当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1895年2月8日），日本通过美国传讯清廷同意举行谈判的时候，清政府便立即按照日本的意愿，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二月二十四日（3月20日），李鸿章偕同其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到达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进行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方态度蛮横，事先已拟好条款，只准李鸿章在“允”与“不允”之间表态。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之下，李鸿章无条件地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二月二十三日（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正约共十一款，其主要内容有：（1）承认朝鲜完全“自主”，实际上是默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万万两；（4）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5）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因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于己不利，纠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结果中国以银三千万两向日本“赎回”辽东半岛。
《马关条约》是继中英《南京条约》后最严重的一个卖国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资本主义侵略进入了以资本输出为主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阶段，从而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也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第一，日本割占中国台湾等大片领土，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南地区和南洋提供了军事基地，并且适应了帝国主义分割世界领土的要求，助长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第二，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反映了帝国主义输出资本的迫切要求。从此，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在中国开设工厂企业，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获取高额利润，而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遭到沉重打击，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巨额赔款和赔款利息，其数目超过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倍。清政府为偿付这笔赔款，不得不向列强大借外债，其结果既使清政府进一步受到列强的控制，又大大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而日本则利用中国的巨额赔款，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加速了它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并逐渐成为侵略中国的最主要的国家之一。
第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这就等于把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和江浙地区全部开放给外国列强了，因而进一步满足了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扩大中国市场的要求，使它们得以掠夺这一广阔地区丰富的资源，加深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总之，《马关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灾难，是一个赤裸裸的卖国条约，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