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定都
咸丰元年闰八月一日（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攻克第一座州城——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此时清军虽尾随而来，但鉴于屡败的教训和复杂的内部矛盾，未敢轻举妄动，只是高垒自固，严密封锁。于是双方出现了暂时对峙的局面。洪秀全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紧整顿队伍，进行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建设，首先是整饬军纪。洪秀全连续发布诏令，要求“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凡杀妖攻城时所得金银绸帛宝物，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他勉励全体官兵，“同心同力同向前，同顶天父天兄纲常”；坚耐威武“真忠报国到底”；要恪遵“十款天条”，特别是第七天条（即不好奸邪淫乱），如有违犯，“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为了赏功罚罪，洪秀全通令全军建立功罪登记制度。“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其次是健全领导体制。十月二十五日（12月27日），洪秀全发布封王诏令，封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前军主将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南王、后护又副军师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北王、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此外，又封秦日纲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其余有功将士均晋升官职。同时洪秀全根据创立新朝的需要，开始“制礼作乐”。他任命卢贤拔为左掌朝仪，职同将军；颁布《太平礼制》，规定了一套尊卑严明的等级制度和繁琐的礼仪制度；颁行由冯云山创制的《天历》，从而否定了封建皇朝的正朔。在此期间，太平军领导集团还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颠覆阴谋，清除了暗通敌人的奸细周锡能。经过半年休整，革命队伍得以巩固，战斗力进一步加强。
咸丰二年二月（1852年4月，天历壬子二年二月），太平军在打退清军多次进攻后，决定突围北上。二月十二日（4月1日），先锋罗大纲率精兵二千，迅速攻下城东二十里敌军设有重防的要隘古苏冲。十六日（4月5日）深夜，太平军全军二万五千人，胜利突围。乌兰泰、向荣闻讯，立即统兵追赶截杀。后卫秦日纲部与敌军激战竟日，损失千余人。为摆脱被动，太平军决定利用龙寮岭大峒山谷地的有利地形，以重兵设伏，歼灭清军追兵。二月十九日（4月8日，三月五日）清晨，清军进入伏击圈，太平军乘大雾弥漫，从四面八方突然向清军发起攻击。经半日激战，阵斩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及兵弁五千人。接着，太平军取道山间小径，经荔浦、阳朔，疾趋省城桂林。向荣自大峒山败后，率清军干余抢在太平军之前进入该城，督军固守。随后，乌兰泰等率军陆续赶来救援，清军总数达到几万人。太平军在桂林城外东西南三面扎营，于象鼻山及文昌门外张氏宗祠架炮日夜向城内轰击，并猛攻西、南、文昌三门。三月一日（4月19日，三月十六日），太平军在南门外重创清军，乌兰泰重伤毙命。太平军围攻桂林月余，水陆24战，但因城坚，始终未能攻破。四月一日（5月19日），太平军主动撤围北上，向湖南进军。四月四日（5月22日）太平军攻破兴安。四月六日（5月24日），路过全州时，南王冯云山被守城清军炮火击中受重伤。太平军大愤，乃回师攻城，首次使用“穴地攻城法”，克全州。四月十八日（6月5日），太平军撤出全州，分水陆两路沿湘江北进，经蓑衣渡时，遭湖南永州（今零陵）知州江忠源的阻扼，激战两昼夜，双方均有较大伤亡。冯云山伤势恶化，在此牺牲，太平天国失去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太平军乃尽弃船只，由东岸越山入湖南省境。为动员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战争，太平军在进军进程中，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相继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谕》三篇重要文告。这些文告有力地揭露了清朝的罪恶统治，指出：在清朝的反动统治下，“贪官污吏，布满天下”，“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文告申明太平军起义的宗旨是：“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文告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各备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文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极大地激发了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在战斗过程中，太平军又始终保持严明的纪律，不私入民房，不拿群众的财物；作战时缴获的金银、绸帛等物一律归公。太平军所到之处，杀逐官吏、地主、豪绅，捣毁衙门，焚烧地契、借卷，并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分配给贫苦饥寒的人民，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革命的扫荡。太平军的实际行动，完全证明自己是代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利益的，因此，在进军过程中，群众争相欢迎，踊跃加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于四月二十五日（6月12日）攻克道州（今道县）。随后太平军以道州为大本营，分兵四出，攻占附近江华、永明（今永江县）、嘉禾、兰山、桂阳等州县；七月三日（8月17日）克湘南重镇郴州。太平军在道州、郴州等地，进行修整，大力扩军。湘南天地会和斋教起义群众以及挖煤工人日以千计地涌向太平军，使太平军迅增五、六万新成员。其中挖煤工人擅长挖掘地道，太平军把他们组成土营，在日后的攻城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恭王府在道州休整期间，太平军内部曾就整个战略发生争论。部分祖籍广西的将士主张“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杨秀清批驳了此种意见，指出：“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秀全同意杨秀清的主张，决定继续挥师北上。时太平军探知长沙清兵防守薄弱，西王萧朝贵自清率精兵二千袭取长沙。七月二十八日（9月11日），太平军抵长沙城外，扎营南门外妙高峰、鳌山庙等处，昼夜攻城。西王萧朝贵勇毅不避艰险，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炮受伤，不久逝世。洪秀全等得知萧朝贵牺牲的消息，万分悲愤，遂率大军从郴州起程，于九月一日（10月13日），抵长沙城下。此时敌人亦援兵四集，城防兵力已达三万余人，后增至五万人。故太平军虽奋力进攻数十日，都未能破城。十月十九日（11月30日）夜，太平军主动撤长沙之围，连克宁乡、益阳，接着在湘阴临资口得洞庭湖船数千，乃渡湖向岳州（今岳阳）进军。十一月三日（12月13日），太平军攻占号称“楚北门户”的岳州。在益阳、岳州，太平军缴获大量武器船只，吸收大批渔民、船户、纤夫及其他贫苦群众参军。洪秀全封唐正才为典水匠职同监军，统率众船，正式建立水营。从此，太平军成为一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水陆大军。
十一月七日（12月17日），太平军水陆两路“从岳州起程，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镫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直趋武汉。十月十三日（12月23日）。太平军攻克汉阳，十九日（12月29日）夺取汉口，十二月四日（1853年1月1日）攻占武昌城。太平军进入武汉后，宣布“官兵不留，百姓勿伤”，在群众中不仅广为散发宣传革命的书籍，而且普遍开展“讲道理”的口头演讲，使革命道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千上万的群众踊跃参军，太平军迅速增加至五十万人。面对太平军的蓬勃发展，清廷极为震惊，咸丰帝急令将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拿问，以湖南巡抚张亮基署湖广总督；署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以云贵总督罗绕典专防荆襄；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进防苏皖，防太平军东下；以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进防信阳、新野，防太平军北上。此时，就未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太平军内部再次发生争论。石达开提出：“先行入川，再图四‘扰’。”但杨秀清“不从”。女将卞三娘建议：“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杨秀清则“觊觎江浙财富之区，欲由长江迳取江宁为“巢穴”。彼此“争论不绝”，杨秀清便假托“天父降凡，令其直‘犯’江宁”。这样，就确定了顺江东下，直取南京的方针。
咸丰三年正月二日（1853年2月9日，癸好三年正月七日），太平军放弃武昌，分水陆两路顺长江东下，江面水营船只万余艘，连结数十里，蔽江而下；岸上陆军刀矛林立，雄壮威武，锐不可当。一路上清朝官吏“文武弃城远避，兵勇闻风先散”，惊呼“几无御之之法”。强大的农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地击溃沿江四省所有敌军，不到一个月，即进军一千二百里，直抵南京城下。正月二十九日（3月8日）太平军陆军扎营雨花台，水师布防于水西门外。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太平军于二月十日（3月19日，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攻占南京外城，斩陆建瀛；第二天攻破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太平天国定南京为国都，改称天京。接着，太平军于二月十二日（3月31日）攻克镇江，二月二十三日（4月1日）克复扬州。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太平军克复南京后十天，清钦差大臣向荣率军从秣陵关绕往南京城东，在孝陵卫一带设立江南大营；三月九日（4月16日），钦差大臣琦善率军到扬州城外，设江北大营，敌人从南北两面形成对天京包围的态势。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在军事上开始北伐和西征。同时，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内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进一步确立反映农民革命特点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
咸丰三年（1853癸好三年），太平天国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对于太平天国的军事组织，地方政权建设，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文化教育以及国家的司法制度，官吏的保举、升贬、奖惩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而它的核心，则是关于土地制度的规定，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根据这个原则，文件制定了均分田地的办法：凡田按收成多寡分成九等，“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寡分，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关于农副业生产和分配，《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均由农村基层组织“两”来管理。分得土地的农民，都要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在分配问题上，规定每“两”生产的农副产品“除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二十五家中“婚娶弥月喜事”所需，由“两”所设的国库开支。“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鳏寡孤独废疾者，皆由“国库”供养。这些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充分反映了农民长期以来渴望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和要求，表现了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性。但是，它不仅主张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而且要废除一切私有财产，规定“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这些主张，反映了农民阶级憎恶一切剥削和压迫，希望建立一个完全平等、平均的所有制社会的良好愿望。然而，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只能是农民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前拟订的一套社会改革方案，在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实行。
《天朝田亩制度》所描述的空想的改革方案既然行不通，太平天国领袖们就不得不从理想的“天国”退回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
在土地改革方面，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不久，就在江苏仪征等地，搜查钱粮征册，索收钱漕。咸丰四年（1854甲寅四年），杨秀清、韦昌辉和石达开联名陈奏，经洪秀全批准，正式确定辖区人民“照旧交粮纳税”，即依照旧制征收田赋。太平天国既然按照清制向地主征收田赋，就势必根据“赋由租出”的原则，保存原有的地权关系，维持地主的收租权利。前期，在江西、安徽、湖北等省，太平天国实行的实际就是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的政策。但是这并不是说，太平天国没有打击封建势力。在太平军经过的地区，很多地主被杀或逃亡，不少庵观寺院的田产被充公，原来耕种地主和庵观寺院土地的农民，不再向他们交租。在太平军支持下，不少佃农自发起来向地主作斗争，拒交或少交田租。大部分地区留下来的地主也失去昔日的威风，农民政权严格监督地主收租，限制他们对农民的剥削。这一切都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政权建设方面，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君主制。它的中央政权，以天王为最高主宰者，以“军师”为掌实权的首脑；天王临朝而不理政，杨秀清的东王府实际为中央政府的最高国务管理机关。天王之下设王、侯两等爵位，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十二级职官，爵位和职官一直不分文武，具有明显的军政合一的特点。从丞相到将军，称朝内官。地方政权采取“守土乡官制”：省、郡、县三级组织，由总制、监军担任，称“守土官”；县以下设若干军，由军帅以下到两司马担任，以25家为一基层单位，政治、军事、财政、司法和劳动生产、教育等工作都统一在这个组织系统中进行。县以下各级负责人称乡官，名义上由民众公举，实际许多地方均为直接委派。这些地方政权，在联系群众、支援革命战争、镇压反革命势力和维持革命秩序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国曾试图推行在军队中所实行的一套原则和制度。在天京，一度完全废除私有财产，取消商业，居民的财物一概收归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统一标准供给。家庭也被取消，城内居民虽夫妻不得同居，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和女馆，除参加军队外，都要参加生产或在政府中服役，年老残疾者编人牌尾馆，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对各种手工业实行国营，将城市各种行业的手工业工人分配到有关的诸匠营和百工衙中，从事手工业生产；产品直接分配到有关使用单位。这种根据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所制定的管理城市的方案，显然违反现实生活的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引起天京城内经济萧条和群众的广泛不满。咸丰五年（1855，乙荣五年）初，太平天国领导者正式下令解散女馆，允许天京居民恢复家庭生活，承认私营工商业，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原来状态。在天京以外各地，太平天国对民间商业始终采取保护的政策，要求商人领取“商凭”（即营业许可证），服从法令；太平军所到之处，即张贴告示，让百姓各安生业，照常贸易，政府则收极轻的商业税。因此，太平天国统治区，生产得到发展，商业也日益繁盛起来。
在妇女政策方面，太平天国主张男女平等，采取了一些解放妇女的措施。在经济上，妇女同男子一样分田；在政治上，设立女营，建立女军和从事生产的女馆，保证妇女参加革命政权工作、革命战争和生产劳动的权力。太平天国还废除了封建的买卖婚姻制度，“凡天下婚姻不论财”，推行禁止娼妓，不准缠足等解放妇女的政策。但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制约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太平天国没有能冲破封建夫权的束缚，把妇女彻底解放出来。洪秀全颁布的《幼学诗》公然宣扬“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太平天国领导者也仍然沿袭着历代帝王的嫔妃制。这些事实说明，他们不可能摆脱封建社会的传统影响。
在思想文化领域，太平天国对孔丘和儒家经书的正统权威进行了一次有力冲击。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即在村塾中砸毁孔子牌位。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撰写的《太平天日》中，洪秀全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反孔思想，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要把孔丘捆缚在“皇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斥责和鞭挞。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广泛地开展捣毁庙宇、偶像的活动，“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宣布孔孟之书为“妖书”，规定“凡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这些举动无疑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意义。但是，这种不加区别的搜书、焚书的做法，既不能根除儒家思想的影响，也不利于批判地继承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事实上，农民们对四书、五经也只是删掉鬼神祭礼之类的字句，或做些枝节的文字改动，而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如等级制、三纲五常、天命论等，都完全保留了下来。
沈阳故宫大政殿如何对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是中国农民革命碰到的一个新问题。在这方面，太平天国虽然没有经验，对侵略者也缺乏本质的认识，但他们从开始就表达了中国农民阶级所具有的朴素的反对外国侵略的鲜明立场。天京定都后一个月，英国公使到天京，蛮横地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南京条约》，妄图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太平天国，达到继续侵略中国的可耻目的。太平天国严正拒绝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表示外国人可以来中国通商，但不准把鸦片运到中国来，两国地位必须平等。他们严厉警告英国侵略者：不要帮助清朝攻打太平军，“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后来，当英国军舰掩护清朝水师攻击镇江时，太平军立即用炮弹回击了这帮侵略者。不久，法国公使和美国公使也先后到天京刺探，他们得到的答复同英国公使所得到的完全一样。太平天国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的方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太平天国实行的内外政策，表现了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精神。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不能建立一个符合社会发展的新社会。在太平天国控制区内，清朝统治势力虽然受到很大的打击，但远没有被彻底摧毁。农民阶级的一些弱点，在起义队伍，尤其领导集团中，也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高涨中已蕴含着走向衰败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