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德罗其人-多面狄德罗(1758—1773)

时间:2023-10-24 17:19:03关键词:多面狄德罗

藏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心灵之后的是一个具有许多美德及几乎一切过错的人,他的美德与过错,轮流地在他的人生舞台上出现。画家米歇尔·凡罗为他作画后,狄德罗抗议画中的脸部只表明了他表情中短暂的一部分,只是一种心情下的一种表情:

我在一天中,有一百种不同的表情,随着我当天的心情而定。我平静、悲哀、好梦想、温柔、暴烈、热情、热望。我的内心繁多而纷异的状态的表征,一个紧追一个地通过我的脸,快得使画家在每刻抓住的都是不同的我,可是它们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然而,逐渐地,这么多张不同的脸合并成一个人形,留给他一个粗犷的相貌——我们看到的格勒埃为他画的肖像:他与恺撒一样阴沉,而且因为和无数的观念和敌对情绪针锋相对,及企图用静态的文字表示他的“是与否”的微细差异,脸上显露出一种精疲力竭的神情。高眉毛向后倾斜在半秃的头上;耳朵肥大而粗俗,鼻子硕大而弯曲,坚定的嘴,勇于战斗的下颚,棕色的眼睛沉重而悲哀,好像是回忆着难以回想的错误,或好像认清了迷信的不可摧毁性,或注意到单纯者的高度出生率。在公共场合,他经常戴一顶假发,但他得意忘形地独自道白时,会把它拿下来在手中把玩,或把它放在大腿上。他专心于本质,而无暇顾及外表。

他赏识自己的性格,而不落于别人之后。他承认“我一下子很兴奋”,然而“过一会儿我又回复到自己,一个坦白、温和、公正、放纵、诚实、仁慈而知恩必报的人。请你继续这个颂词吧!因为它还不够完整。我还没提到我的智力呢!”他怀疑世上是否有人比他还诚实,而且他确信即使是“教堂的大柱子”也会相信他的话。“你的、我的和他的灵魂是多么美啊!”在他写给情妇的信中,他让格里姆也参与。他欣喜欲狂地说到他的书和剧本,而且自信它们能永存不朽。他自认道德高尚,而事实上他在一段时间中也只有一个情妇。他说自己是一个“哲学家”,并自认和苏格拉底有相似之处。他问:“只要自然和经验坚实,而虚荣也从未击垮它们,那么我可敬的特质得自于自然,或得自于经验,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狄德罗其人-多面狄德罗(1758—1773)

实际上,他具有大部分自认具有的美德。他的诚实就是指坦白,虽然他在年轻时说了不少谎。他不装模作样也不作假。他除了说话外,举止都很温和,只是有时说话粗野到若弗兰夫人必须叫他自持庄重。他确实有勇气,许多朋友都背弃他、甚至伏尔泰也劝告他停下来时,他继续奋战。除了对虔诚和卢梭外,他是一个公正的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十分赞成琴恩和雅克的感性。无疑,他是一个慷慨的人,他总是随时准备帮助那些向他求助的人,而且赞美别人比赞美自己来得慷慨。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代格里姆替《文学通讯》写稿。他也帮助他的朋友,使他们文学方面的努力有了结果。他从自己并不丰厚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接济许多贫民。有一次,一个贫穷的作家拿了一篇讽刺狄德罗的文章给狄德罗看,并要求他修正。这个穷作家说他需要面包,狄德罗便为他修正,并建议他把稿子投给奥尔良公爵,“我很荣幸地被他憎恨”。这个穷作家真的这么做,公爵给了这个年轻作家25路易。他对书和画的批评非常宽大(布歇的作品除外),他说他较喜欢指出好处,而不愿渲染坏处。他是所有的哲学家中脾气最好的。卢梭直到1758年,格里姆则自始至终,证实了狄德罗对自己特性的估计。“他们提到他时,”埃皮奈夫人说,“总充满最大的敬意。”他们敬仰他的天才,但“他的性格是最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格里姆说他是他知道的最完美的人”。对于他的这些朋友而言,他的过错只是一个天真坦白的孩子的过错。他们公认他比伏尔泰更深奥。

他在观念方面确比伏尔泰丰富,因为他的才情没有人能与之相比。他较富想象而少理性,较易冲动而较不成熟。“狄德罗,”伏尔泰说,“是一个过热的炉子,在他这个炉子中烤的每样东西都烤焦了。”即使如此,很多东西还没烤熟就拿了出来。他与卢梭在感性方面同样敏锐,感情方面同样温柔,而且同样很容易为自然界的美和人生的悲剧流泪。他使《修女》中的女主角说,或许所说的就是他自己的话,“对于一个温柔的灵魂而言,流泪是一个令他感到愉快的情况”。拜访他的人有时发现他为一流泪或发怒。或许他与卢梭之间的友谊是基于感情方面的共通,他们同样重视感情,同样爱好自然,把天才同样浪漫地看作本能、热情和想象,同样爱好理查森的小说。他甚至希望能警告理查森作品《克拉丽莎》中的女主角克拉丽莎,以提防那个登徒子拉夫雷斯。而他读到一个暴君时,他很容易地想象他自己“很熟练地使用一柄短剑”。伏尔泰和卢梭两人无法原谅他同时包含他们两人,而同时保持独特与自我。

他的习惯表露了他性格中的矛盾。他爱好美食到了饕餮、甚至会产生胆结石的地步,但他对当时文化的奉献仍然很活跃。他讨厌并嘲弄旅行,但他横过欧洲到俄国向叶卡捷琳娜大帝示好。他为美丽的诗篇哭泣,却放纵于低级的猥亵中。他轻视金钱,说贫穷是激励哲学家的朋友,但他父亲死后,他却回到朗格里,而且很高兴地拿了1/3的遗产。因此,1760年之前,他每年的收入达到4000利维尔。“我要一辆马车,”他说,“一间舒适的二层公寓,好的亚麻衣服,一个喷香水的女人,如此我很容易地可以容忍我们这个文明的国家其他被诅咒的事。”在此,他心中的伏尔泰阻止并嘲笑他心中的那个卢梭。

他的太太忙于作一个母亲,忙于家务而无暇喷香水,因此无法作为他合适的听众。如同弥尔顿一样,他以知识程度不合为理由要求离婚。因为没有获得允许,他另外有了一些情妇。简单地说,其中有巴布蒂小姐,她后来成为格勒埃夫人;然后是皮西厄夫人,她和他的关系保持了10年。1755年,他发现了他想要的。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其后18年中给予他爱情、忠实和了解。露西·瓦尔(因为他把她看成智慧的灵魂,而为她另取了一个名字索菲)在与他第一次相见时38岁——未婚,丰满,近视。他描写她在一个相当干枯的脸上挂着一副眼镜,而他有时因为她匹敌他的胃口而不得不叱责她。但她收集书本而不收集爱人;她阅读很广泛,甚至涉猎政治和哲学;她会谈话,更会听话。狄德罗发现她的腿太粗,但他感谢她的耳朵,而且爱她的心灵:

啊!格里姆,她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人!她多么温柔,多么甜蜜,多么诚实、细腻而有理性!她会思考……在习俗、道德、感情及无数的重要事物上,我们并不比她知道得多。她有她自己依照推理、真理和常识而得来的判断、看法和想法及自己的思考方式。公众的舆论或权威的说法,或其他任何事物都没办法使它屈服。

这些话不可能都是迷恋糊涂的话,因为秉性客观的特龙金博士在她身上发觉到“雾屋中老鹰似的灵魂”。那就是说,她喜爱好的衣服及智力的飞翔。

在与她交往的20年中,狄德罗写给她最好的信,这些信成了18世纪的文学宝藏之一。他能坦白地把一切事情写信告诉她,他也能把他淫秽的故事及最新的想法送给她看,他写信给她就好像他在说“好像我在你身旁,一边臂膀搁在你的椅子上”。在与她的关系中,他才认清了感觉和感情在生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现在,他几乎无法相信宿命论。他们之间忠诚与观念的复杂交流,如果说是由于某些原始星云的物理化学变化而导致的结果,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有时,在这种心情下,他甚至也会提到上帝。他告诉索菲,他有一次和格里姆在乡间散步时,他如何拾起一穗小麦,然后陷入生长的神秘这一沉思中。“你在做什么?”格里姆问。“我正在倾听。”“谁对你说话?”“上帝。”

与索菲的关系持续了12年后,他的爱情逐渐衰退了,他的信愈来愈短,而他对爱情忠实的誓言也愈勉强。1769年,他继他死去的朋友拉米拉维尔成为德莫夫人的情人,她这时54岁。一年后,一个年轻的情人取代了狄德罗。同时,狄德罗继续向索菲保证他的“永恒之爱”。

他的心不安于室、四处游荡时,他的妻子安托瓦妮特忠心地忍耐他,不能自制地责骂他,而且在宗教和纸牌上寻求慰藉。他们几乎天天吵架,时间也没有办法在一个有千种想法的丈夫和只相信一个上帝的妻子中间搭上一个桥梁,弥补他们的裂缝。他的朋友前来拜访时,他们从没有停下来向她打招呼。而她发现他和索菲间的暧昧后,她暴怒如雷,而他认为她是小题大做。有一段时期,他叫人把他的饭送到书房。在他写给格里姆的信中,说道:“她逐渐感觉到这个小小离异的效果,她的钱花完后——我想为时不会太久——我们之间又可以和好了。”她生了病,他变得较为温和,并一面抱怨地照顾她。她的反应非常甜蜜,使狄德罗认为她必定快要死了。然而,在他写给索菲的一封信中,他开玩笑似的描写她的病。他的朋友安东尼计划结婚时,狄德罗劝告他不如去投河自杀。

如果狄德罗不是如此喜爱家居生活的舒适和他的漂亮的女儿,他或许会离家出走。安托瓦妮特生下第四个孩子时,已经43岁(1753年)。这个女儿玛丽·安杰莉克在迷人的童年时代,一直由狄德罗温情地加以照顾。他和她游戏,这位头重脚轻的哲学家和她玩跳房子的游戏,玩捉迷藏的游戏。“我为我的小女儿疯狂。一个多可爱的人儿啊!如果她母亲允许,我是可以将她造就成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他留心地教导她基督教的一切美德,而当她到了及笄的年龄,他明白地教导她如何保护自己对抗巴黎的色狼。那些色狼的求婚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的意思就是:‘小姐,除了你让我满足外,难道你愿意委屈自己,丧失所有的社会地位,自我放逐,锁在修道院里,而使你的父母悲伤至死吗?’”因此,如同所有的法国父亲,他节省金钱为她准备嫁妆,而且探询了无数的家庭以使她及时出嫁。他做了选择,安托瓦妮特反对,安杰莉克同意,于是她就出嫁了(1772年)。狄德罗因为丧失她而哭泣,而他看到她婚姻幸福时,他哭得更厉害。他慷慨地帮助这一对年轻人,他说:“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不是比等到他们已经不需要任何东西时才去帮助他们更好吗?”他的女婿变成一位成功的工厂厂长,而他的后人在1814年波旁王朝重掌政权后,变成谨慎的保守派。

随着狄德罗作为人父趋于成熟,他逐渐地较能了解父亲,也开始赞颂帮助男人培养一个好家庭的道德规范。但他放荡不拘的气质仍然大部分留在他身上。他爱他的家、他的旧衣服和旧拖鞋,而且喜欢在火前烤他的脚趾,他还是偶尔会离开家,如他曾花了一个月与在格朗瓦尔的霍尔巴赫在一起。他仍然常去咖啡店,而且是几家沙龙的常客。若弗兰夫人喜欢他,但轻视他粗鲁的言语,有一次,她送给他一张新桌子、舒适的皮制安乐椅、金和铜制成的大钟,还有一件奢侈的衣袍。他感谢她,而且悲伤地让人把他的旧家具搬走,他对他被弃的室内衣袍表示了温情的悔恨:

我为什么不保留它呢?它是为我而做,而我也是为它而生。它跟着我的身体弯折而不会令我感到不便。它如画般的美丽、潇洒。新的袍子,坚硬而且浆过,使我觉得像模特般生硬。不能带来好处的东西,是不必要的……如果有上面盖满了灰尘,用它(指旧袍)的衣角一拍,就像掸子一样好用。笔上的墨水太浓写不出来,也可以随时用衣边。你可以看到,衣服上一条条的黑线,这就是它经常为我服务的印记。这些黑条线说明了一个文豪、作家、辛苦写作的人。现在,我看起来就像懒散的富人。没有人认得我……我是旧袍子的绝对主人,却是新袍子的奴隶。

他把友谊当作生活中主要的慰藉和鼓励。他和格里姆的关系比其他人来得亲密而持久。1772年,他们结识22年时,他写信给格里姆:“我温和的、唯一的朋友,你一直是,也将会是我亲密而唯一的朋友。”有时他也会被格里姆的冷漠和表面上的不关心尖锐地伤害着。这个日耳曼人(格里姆)发掘他的好本质,经常委托他为他的《文学通讯》写稿。狄德罗不仅代他报道了沙龙画展,而且代替写新书评介。有时,他为了在格里姆指定的时间及时交稿,彻夜工作。格里姆要付稿酬,他拒绝接受。不过,令人悲哀的是,波兰国王听到狄德罗计划去俄国的圣彼得堡时,便计划邀他在华沙停留。格里姆劝告波兰国王,和这位哲学家相识并没有好处。他说:“狄德罗不利用时间去和伏尔泰分享天才的荣耀,却浪费时间为《文学通讯》写文章,或把它给那些敢向他要求的人。我敢向陛下说,他将会默默无名地死去。”

或许狄德罗最快乐的时光(他和安杰莉克在一起的时候除外)是他在霍尔巴赫或若弗兰夫人的晚餐会中发言,毫无方向地随意对任一个话题侃侃而谈之际。在一群有礼的人中,这时机智胜过概念,他也就无法发挥。若弗兰夫人惊讶于他的热心,劝告他谦逊、庄重,使他的奔放受到了阻碍。但在拜伦的餐会上,如同休谟确信的,17个无神论者集合在一起,他能尽量地发泄。(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巴黎所有光辉的谈话,没有比他的更迷人、更令人专心倾听。法国作家马蒙泰尔说:“只在作品上认得狄德罗的人,完全不了解他……除了和他在一起外,我很少享受到智力上更高的愉快。”亨利·麦斯特经常倾听狄德罗的话,曾以一种适当的比较来描述他:

我回想起狄德罗,他想法的无尽变化,知识的丰富,想象力的快速奔放、热度和冲动,他的谈话的迷人和混乱,我冒险地将他的性格比喻为大自然,就像他经常地想象大自然一样——富有、肥沃,充满各种物种的胚芽,温和又凶暴,单纯又宏伟,有价值而且神圣,他却没有一个主宰的原则,没有一个主子,也没有一个上帝。

或者,我们可以听听狄德罗对他自己的谈话的第一手报告:

对他们,我好像很突出,受神启示、神圣的。格里姆的眼睛几乎还不够注视我,他的耳朵还不够倾听我的话。每个人都很惊异,而我自己感到内心有一种难以表示的满足。这种满足就像我内心燃烧的火,它烧焦了我的心胸,它扩散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燃烧。那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夜晚,而我就是那天晚上的炉床。

他在当时的声誉,对于那些认识他的人来讲比那些只读过他的作品的人要大得多。当时,他的作品主要是《百科全书》和剧本。至于他最好的作品——《修女》、《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达朗贝尔之梦》、《拉摩的侄儿》——则直到他死还没有付印。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部分是因为他的想法对宗教与性的嘲讽,他失败了——也从未试过——去赢得进入法兰西学院的许可。然而,对于他的朋友而言,他仍是哲学家和这群思想叛逆的人的领导者。卢梭,即使在后来暗地痛恨他时,也在他的《自白》(Confessions)中写道:“在几个世纪后,狄德罗在人的眼中将会成为一位突出的人。人们在遥远的未来将会以一种敬仰和惊异这种复杂的心情来看他那包罗万象的思想,如同我们在今天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

歌德、席勒、莱辛为狄德罗的著作神迷,小说家司汤达、巴尔扎克及画家德拉克洛瓦也加入了敬仰他的行列,法国哲学家奥古斯都·孔德认为他是令人兴奋的世纪中的超级天才。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则称他为“真正的普洛透斯”,同时说道,我们可以百年汲取狄德罗的作品,而其宝藏仍会照样留下。或者,我们听听只熟识狄德罗而却不曾读过他的书的若弗兰夫人的话吧!“他是一个善良而诚实的人,”她写道,“他的脑袋却充满错误的思想,而且极不平衡,甚至到了没有一样东西他不看成或听成异样的地步。他总是像一个在做梦,而且相信他的梦是真实的人。”

他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坏人,诚实又不诚实,思想歪曲也具有直觉,思想极不平衡也很突出地具有创造力,是一个做梦的人,是一个战士,也是一个先知。他的时代一步一步地往后退时,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却一步一步地增长。直到今天,有些人认为他是“法国18世纪中最令人感兴趣、最具煽动性的人”。我们暂且不必再管他,直到我们下次再见到他面对着一位女皇,然后在哲学家聚集之地面对死亡之时再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