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的突然崩溃，虽然大部分由于巴黎议会而非哲学家的影响，但仍显示出时代的大势所趋。耶稣会创始人曾称其为“耶稣公司”。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其命名为耶稣会，“教会执事们共同的托钵组织”（一个宗教组织，有其规定的公约，靠布施为生），这些“耶稣会士”，如同他们的批评者所说的，在一个世纪中，成为天主教会最有势力的教士团体。约1575年，他们已经在法国建立了12个学院，并迅速地主宰了法国年轻一代的教育。两百年来，法国每位国王都选任耶稣会士作为听忏人，其他信仰天主教的统治者也群起效法。凭着这个方法及其他种种手段，耶稣会实质上影响了欧洲的历史。
几乎在巴黎开始有耶稣会士时起，他们就遭受议会和巴黎索邦神学院（13世纪中叶设立）的反对。1594年议会指控耶稣会教唆让·沙泰尔企图杀害亨利四世，1610年议会又控诉耶稣会士煽动拉瓦亚克谋杀国王。议会提及一位西班牙耶稣会士马里亚纳，马里亚纳曾辩护某些情况下弑君的道德性。但无论议会的指责如何有力，耶稣会在数目和势力上愈来愈大。它左右路易十四的宗教政策，促使路易十四攻击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詹森派教徒，说他们是伪装成天主教徒的加尔文派教徒，后来由帕斯卡所执笔的《各省书简》（1656年起）仍然受到法国少数知识分子的注意。然而，1749年耶稣会在法国仍拥有3350位成员，其中1763人为僧侣。在法国的僧侣群中，耶稣会教士以出最优秀的学者、最聪明的神学家、最雄辩的传道者、最忠诚最勤劳最成功的拥护教会者而闻名。他们促使科学进步，而且影响了多种艺术形式。他们通常被视为欧洲最好的教育者。他们的朴素德行颇为突出，而且他们运用种种诡辩策略，把基督徒的道德要求灌输给一般平民。虽然如此，他们从未宽恕贵族或皇帝的通奸行为。他们辛勤的贡献和忍耐的坚守原则，使自己成为一股影响政府决策和人民心灵的力量。有时似乎所有欧洲人都拜倒在他们团结而训练有素的坚韧的意志之下。
他们的权力几乎毁灭了他们。国王们很清楚地看出，耶稣会士的教皇至上论如果不予制止，势将使所有的俗世君主变成教皇的臣子，从而恢复罗马教皇的权威。耶稣会跟国王的关系，虽然比其他团体都要密切，但该会仍然强调人民有权推翻国王。虽然在神学和道德方面，他们的主张比较自由开明，而且努力协调科学和教会之间的矛盾，但他们为了培养大众对教会的虔诚，支持玛格丽特·阿拉科克的声明，谓基督曾显现在她面前，圣心上燃烧着热爱人类的火花。耶稣会士栽培笛卡儿、莫里哀、伏尔泰与狄德罗，结果只看到这些灿烂人物回过头来反对他们，并驳斥耶稣会教育的全盘体系。
耶稣会设立的学校，被指控拉丁文课程太多，而且只传授传统的旧思想，妨碍了知识的发展；着重记忆性的资料和被动的服从；如此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较充分地利用科学及以更现实的眼光面对人生。因此，达朗贝尔在题为《学院》登于《百科全书》的文中，慨叹耶稣会学校学生浪费6年光阴在学习死的语言一事。达朗贝尔建议多多注重英文和意大利文，及历史、科学和现代哲学。他呼吁政府掌管教育，在新学校里创设新课程。1762年，卢梭印行《爱弥儿》一书，主张教育改革。
然而促使法国境内耶稣会没落的，哲学家只是次要因素而已。互相之间停止攻讦麻木了彼此的仇恨感，无信仰者敬佩耶稣会士的博学与人品。这些耶稣会士则企图使错误的怀疑论者返回正统的教会。伏尔泰发觉他很难向他从前的老师们挑战。他曾经把他的作品《亨利亚德》，呈请波雷神父改正任何有损教会的情节。在《鉴赏力之塔》一文中，伏尔泰赞扬耶稣会教士的文学欣赏能力，及他们广泛运用数学以教导年轻人。《特里武杂志》对《亨利亚德》、《查理十二史》、《牛顿的哲学》等著作，均给予好评。伏尔泰在波茨坦与腓特烈大帝结交后，这种伏尔泰与耶稣会之间半真诚的友好遂告寿终正寝。耶稣会领袖不久放弃了他，说他是迷失的灵魂。但迟至1757年，一些人还企图使伏尔泰与耶稣会化干戈为玉帛。1758年后，伏尔泰在费内与当地耶稣会士维持友好的关系，一些耶稣会教士很欣赏伏尔泰的好客。同时伏尔泰又在长达100页的《风俗论》中攻击教会，而且替《哲学字典》撰写反对基督教会的论述。他听到大牧师卡瓦洛非难葡萄牙的耶稣会士（1757年起），并烧死耶稣会士马拉格里达（1764年）时，即公开责备卡瓦洛的做法不公正，指责死刑为一种暴行。但他一直与教会斗争，而他的“弟兄”狄德罗、达朗贝尔及莫雷莱的著作，一一削弱了法国耶稣会的力量。
普遍信仰自然神教的共济会分会，可能也参与了这种削弱耶稣会的行动。但这场悲剧的最大促成者，是个人和阶级的敌对。蓬巴杜夫人无法忘却耶稣会教士，在她飞黄腾达的过程中，时时刻刻在打击她，而且在国王宠爱她的时期，耶稣会士也始终拒绝赦免国王。而她突然改变信仰、皈依教会时，又拒绝接受她。贝尼斯红衣主教，一直是这位侯爵夫人的好朋友，他后来声称法国耶稣会之所以遭受压迫，主要是因为耶稣会的听告解者，不愿赦免蓬巴杜夫人的罪，无论她本人如何保证她和路易十五之间已不再有肉体上的关系。路易十五表现了他的愤怒。为什么这些对别人慈悲为怀的僧侣，却不能谅解这位照亮他孤寂、厌倦的生命的妇人？国王努力筹集资金以支援饱尝战祸的陆、海军，及供应他情妇的挥霍时，这些耶稣会士为什么不停地增加自己团体的财富？达米安曾企图刺杀国王，耶稣会士与这件企图并无足资证明的关联。然而达米安曾经向一位耶稣会士告解，难道在谢世的耶稣会士中，没有人主张弑君吗？国王开始在皇宫里，谛听舒瓦瑟尔及其他半真半假的伏尔泰主义者的话。这些人声称，国家自教会的束缚中解脱，以建设一个不受反启蒙运动者的僧侣及中古神学影响的社会和道德秩序的时机已来临。陷于漆黑一片的迷信气氛中的小国葡萄牙，既然敢放逐耶稣会士，这为什么又不足以构成对法国的启化作用呢？
受了这种敌意的侵袭，加上被普遍怀疑在七年战争中促使法国遭受奥地利的拘束，耶稣会会士因而遭到突如其来的排斥。1757年，法军在罗斯巴赫被腓特烈大帝打败，法国的命运显然落到最恶劣的地步，跛脚残废的士兵在巴黎街头到处可见。耶稣会士于是成为被嘲弄、造谣、诽谤的对象，甚至有关鸡奸的话题也不胫而走。他们被控为俗世化、异端邪说、贪图财富及外国势力的秘密代理人。很多俗世牧师批评耶稣会的神学太自由化，耶稣会的决疑论过于损贬道德，耶稣会的政策就是把法国出卖给罗马教皇。1759年，达朗贝尔写信给伏尔泰说：“纪尧姆弟兄及他的共犯，在这些日子里，不敢在街头露面，因为害怕群众会把葡萄牙橘子，对准他们的头扔过去。”
加于耶稣会的种种压力，以巴黎议会的敌视最为厉害。该议会的成员是一些贵族身份的法官和律师。他们穿着长长的衣服，有如教士的长袍一样令人敬畏。这个第二等贵族集团，由于组织良好、雄辩滔滔，很快就掌握大权，并急急忙忙向僧侣的权威挑战。进一步说，议会分子主要是詹森派教徒。无论詹森派教义已受到多大的压制，詹森派严肃不苟的教条、圣保罗硬化了基督所创较温和的基督教的阴郁结果，博得了大部分法国中产阶级的好感。同时，法学界人士以为詹森派教条合于逻辑，并在该派内看出反对耶稣会的力量。耶稣会曾经严厉要求路易十四追捕詹森派教徒，直到把他们完全消灭为止，并呼吁路易十四迫使詹森派教徒勉强接受教皇的训令，这无异使詹森教派成为异教，而比无神论者更抬不起头来。詹森派教徒正在等待机会报复这些伤害。
耶稣会把这个机会奉送给巴黎议会。耶稣会士代代经营工商业赚钱，以维持他们神学院、学院、传教、政治活动的开支。在罗马，他们垄断了多样物品的产销。在法国的昂热，他们经营一家糖厂。他们在国外有无数贸易站，如果阿。在西班牙所属和葡萄牙所属的美洲土地，他们都是当地最富有的企业家。私人企业抱怨这种竞争。甚至善良的天主教徒也不禁怀疑，为什么一个发誓安贫的教团，竟会积聚如此多的财富。耶稣会中最有活力的企业家之一瓦莱特神父，担任耶稣会驻安的列斯群岛的检察长。他利用耶稣会的名义，在西印度群岛经营广大的农场。他雇用大批黑奴，出口糖和咖啡到欧洲。1755年，他向马赛各个银行借进一笔巨款，为了还清这笔贷款，他输出一般货物到法国。这艘船，连同价值200万法郎的船货，于1755年被英国海军扣押，时为“七年战争”初期。瓦莱特希望补偿这些损失，又借进更多的钱。他终于因周转不灵而宣告破产，负债额高达240万法郎。他的债权人要求给付，并要求耶稣会对瓦莱特的债务负责赔偿。耶稣会领袖予以拒绝，声称瓦莱特是以个人名义，而非教团行动。银行家因而控告耶稣会。法国耶稣会政治学专家弗赖神父，建议此事由议会解决。1761年3月，终于照弗赖神父的话去做，这一教团的命运，终于掌握在其最顽强的敌人手中。这时，一位耶稣会士呈递一封秘密信函给路易十五，请求以仇视耶稣会及教会的罪名免去舒瓦瑟尔的内阁职务。舒瓦瑟尔替自己辩护，获得成功。
巴黎议会抓住这个机会，对足以暴露耶稣会组织及活动内容的资料加以检查。5月8日，议会的判决对原告有利，该会命令耶稣会付清瓦莱特的一切债务。耶稣会着手和几个主要债权人协商。但7月8日，泰雷神父送给议会一份“有关耶稣会道德及实践信条”的报告。议会以这份报告为依据，于8月6日发布两道命令。其一是判决烧毁耶稣会前两个世纪的大批出版品，因为这些刊物“教唆谋杀的可恶”原则，有碍平民和统治者的安全。其二是禁止法国耶稣会增加成员，并下令所有法国境内的耶稣会学校，除非得到议会的许可，否则都应于1762年4月1日以前关闭。其他判令，则接受大家对耶稣会滥用权力的控诉。8月29日，路易十五延缓执行这些命令。议会同意4月1日之前，暂时把它们置诸高阁。为此而烦恼的路易十五，企图求得一个妥协的办法。1762年1月，他发出一个建议给教皇克莱门特十三世和耶稣会检察长洛伦佐·里奇，提议此后法国耶稣会会长的一切权力，应该分给五省僧侣，后者须服从法国法律，遵守1682年的加利亚教派条款（该教派为1870年以前，法国天主教会中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一派）。路易十五的这一建议，实际上使法国教会摆脱了教皇的控制。尤有甚者，法国领土内耶稣会建立的学院，必须服从各议会的视察。教皇与洛伦佐·里奇一致拒绝接受这个建议，他们的答复具有挑战性：“让耶稣会保持原状，否则干脆不让它存在。”为了帮助耶稣会，教皇克莱门特十三世直接向法国的僧侣呼吁，这是违背法国法律的。法国僧侣拒绝接受这个要求，并把教皇的信寄给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又把它寄回给教皇。
各省的议会现在粉墨登场了。各种报告积存起来，作为控诉耶稣会的资料。布列塔尼的雷恩议会，于1761年至1762年，接到总检察官路易斯·热内呈送的一份《耶稣会会章报告书》，大为动容。这件报告指责耶稣会为异端邪说、崇拜偶像、不法行动及教导弑君。它指出，耶稣会主张每位会士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住在罗马的教皇及该会总监。因此，根据会章的规定，耶稣会对法国和法王构成威胁；耶稣会会章又声称国家无权教育儿童。1762年2月15日，鲁昂议会命令所有住在诺曼底的耶稣会士，空出他们的房子和学院，解聘所有外国籍老师，并接受加利亚教派条款。雷恩、艾克斯、波市、图卢兹、佩皮尼昂、波尔多等地的议会也群起效尤。4月1日，巴黎议会下令强制执行其命令，将其辖区内耶稣会学校划入政府管辖。
俗世教士虽然一向嫉妒耶稣会教士，这次却试图解救他们。法国主教们于5月1日集会，呼吁法王支持耶稣会：
一个有益于吾国的团体……这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其完美的人格多么值得赞佩，他们的戒律多么严格，他们多么辛勤而博学，他们为教会提供了无数的服务……陛下！无论如何请支持耶稣会！宗教宣称他们为护教者，教会声言他们为牧师，基督徒说他们是良心的保障者。你的百姓中，有无数人是他们的学生，现在也代老师向你恳求。我国的所有年轻人，为栽培他们心智的人祈祷。陛下！请勿对我们联合的呼吁置若罔闻。
王后、她的女儿们、太子及朝廷中其他虔诚的团体，也为耶稣会求情。但舒瓦瑟尔和蓬巴杜夫人现在断然劝告国王向议会让步，关闭耶稣会学校。他们提醒法王不久他必须增加新税目，这需要事先获得议会的同意。法王为对立的建议左右为难时，议会也展开决定性的步骤。1762年8月6日，议会声称耶稣会与法国法律抵触，耶稣会士誓约拒绝忠于法王，并指出该会服从其他国家，相当于一个外国团体留驻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因此，议会命令耶稣会在法国解散，并命令耶稣会士所有在法国的财产，在8天中全部撤走，否则议会将没收这批财产，献给国王。
法王延迟了8个月，才完全执行这项命令。贝桑松和杜埃的议会拒绝服从这项命令；第戎、格勒诺布尔、梅斯三议会则采取妥协的态度。但巴黎议会丝毫不让步，1764年11月，法王终于下令全部压制法国境内的耶稣会士。没收的财产达5800万法郎之巨，对法王的免于毁灭，可能有助。被放逐的耶稣会士得到一小笔养老金，并获准暂居巴黎。但1767年，巴黎议会命令所有耶稣会士离开法国。只有几个人弃绝该会，继续留住下来。
驱逐耶稣会士对于贵族、中产阶级、文学界及詹森派教徒都甚惬意，但国内其他人士不表欢迎。博蒙特身为巴黎大主教，极力责难议会的放逐行动。法国僧侣大会（1765年）对耶稣会的陨落，一致表示悲悼之意，并要求恢复该会。教皇克莱门特十三世下谕宣称耶稣会士无辜。教皇的这项训谕在几个城市街头被执法者烧毁，因为教皇无权干涉法国内政。哲学家们最初为放逐行动而欢呼，说这是令人鼓舞的自由思想的胜利，达朗贝尔愉快地摘记《圣经》学者让·阿斯特吕克的批评：“不是詹森派教徒，而是《百科全书》杀害了耶稣会。”数目可观的自由思想出版物急速地增加。放逐耶稣会士后10年，霍尔巴赫和他的助手把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演变为无神论运动。
然而，哲学家再度思考后，认为胜利果实绝少属于他们，而大部分属于詹森派教徒与议会，而且自由思想从此面对一个比耶稣会更排斥异端的敌人。达朗贝尔在所著《耶稣会毁灭史》（1765年）中，对耶稣会的厄运表达了一种平息了的得意：
实在说来，大部分耶稣会士对事务未有主张……这些人不应为他们领袖的过错而受苦，如果这种优待办得到的话。我们把成千的无罪者与20个有罪的人混为一谈，实在令人遗憾……耶稣会的覆灭将大有助于理智的启发——假如詹森派教徒的排斥异己不会继承耶稣会不容异端的余绪的话……如果我们必须在这两个教派中选择其一，我们应该比较喜欢耶稣会，因为它暴虐的成分少些。耶稣会——容纳那些不与他们为敌的人的声音——允许人们凭爱好思考。詹森派教徒要每个人的想法与他们一致。如果詹森派一旦成为统治者，他们将会对心灵、言论与道德施以最暴烈的宗教制裁。
似乎为了解释这些观点，詹森派的巴黎议会于1762年，即下令解散耶稣会的同年，下令当众烧毁卢梭有宗教意味的《爱弥儿》一书。图卢兹的詹森派议会也于同年把让·卡拉斯处以车磔刑。1765年，巴黎议会烧毁伏尔泰的《哲学字典》。一年后，亚布维法院判决年轻的拉巴尔骑士鞭笞与死刑，也获得巴黎议会的批准。
1762年9月25日，达朗贝尔致函伏尔泰说：“你知道昨天我听到什么有关你的话吗？人家说你开始同情耶稣会士，并试图撰文支持他们。”伏尔泰一直是富于同情心的，现在反对耶稣会的战斗似乎彻底成功，他感觉似乎听到他已谢世的恩师们发出责备的呼声。他把一位被放逐的耶稣会士亚当带回在费内的家。亚当处理伏尔泰的赈济工作，而且常常在下棋时打败伏尔泰。伏尔泰警告拉夏洛泰说：“留心呀！免得有一天詹森派教徒和耶稣会造成同样的伤害。如果他们把我从狐狸身旁送到狼爪之下，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担心詹森派教徒会像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那样关闭剧院，而剧院几乎是他最热爱的东西。因此，伏尔泰写信给达朗贝尔道：“耶稣会士的存在有其必要，他们是娱乐的对象，我们开他们的玩笑。而我们正要被詹森派征服了。”他之所以有意原谅耶稣会士，只因为他们爱好古典文学和戏剧。
伏尔泰的朋友和敌人腓特烈大帝同意这些意见。1764年，腓特烈问利涅王子：
他们为何摧毁雅典与罗马仁慈的贮藏所，那些人文主义，也许是人道的卓越教授——耶稣会士？教育将遭受……但与我如弟兄的国王们、多数的天主教徒、多数的基督徒或最虔诚最听命于教皇的人，都把耶稣会士推倒在地上。而我，一个最异端的人，却尽量收容耶稣会士。我保护这些人。
达朗贝尔警告腓特烈大帝说，他对这种友善感到懊恼，并提醒腓特烈，耶稣会反对过他征占西里西亚，腓特烈大帝责骂这位哲学家说：
你无须担心我的安危，我一点也不怕耶稣会士。他们能够教导国家的青年，而且教得比别人好。战时他们站在另外一边，那是真的。但身为一个哲学家的你，实不该责备一个以仁慈和人道对待全人类的人，不管他属于什么团体、什么宗教。试试使自己多像一个哲学家，少像一个玄学家吧！
1773年，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解散整个耶稣会时，腓特烈大帝拒绝将教皇的训谕刊布在他的领土。耶稣会的财产和功能，因而得以在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维持下来。
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居住于1772年并吞的一部分波兰土地上的耶稣会士，并未加以干扰。对后来迁居俄国的耶稣会士，她也加以保护。耶稣会士在那里辛勤工作，直到他们的复兴（18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