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人-英格兰的邻邦(1789—1815)

时间:2023-10-25 15:59:03关键词:英格兰的邻邦

自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时起,他们在不列颠的统治下,享受着岛内的迁移和贸易的自由。但是,却从未因在一个遥远的国会下院中,苏格兰的180万人只有45名代表,对抗513名代表1016.4万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而和政府和谐地相处过。就苏格兰的代表人数,15名是由每个自治区中总数1220位选举人选择的成员组成的自治和腐化的镇议会指定的。余下的30名代表则由农村郡县,依据限于有势力的地主的参政权而选出的。1.4万居民的比特郡有21位选举人,全部郡县共有2405位选举人。大部分成功的候选人都由有势力的旧贵族和大地主选出。1748年,封建制度已在苏格兰绝迹,但贫穷依旧,由于贪婪和不平等是人类的天性。渐渐地,如英格兰一样,苏格兰接受代表政府制是可能建立在一个爱好传统、却太困扰在日常需要,以致不能获得最好的政府组织——在全国性问题上做明智的抉择所需的知识和经验的民族中。

宗教组织则要强于国家。安息日是膜拜和悔罪的一天,牧师讲亚当的堕落、人类的邪恶和上帝的报复。聚会所在教义和道德上的要求要比他们非国教的牧师们严厉。大卫·迪恩斯(David Deans)在《密特劳西人的心》(The Heart of Midlothian)一证实,一个去跳舞的女孩将被打入地狱。

不过,苏格兰在许多方面超前于英格兰。它有公立学校的组织:每个教区要求设立一所学校,男童和女童一起在那里接受阅读和算术训练。因为这个训令,父母每季要替每位学生付出两先令,另外付两先令学生才得学习拉丁文。穷人家的孩子则由教区给付,教区太分散不能让学生聚集在一起时,一位旅行教师轮流把一些课程带到各个地区。教师职务是严格属于该教区牧师的,而且有协助传播神学的职责,因为年长者们发现,加尔文教义是维持治安的一种便宜措施。有相当可观数量的大胆人士,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世代就已酝酿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并一直继续下去,虽受到抑制,却一直进入拿破仑世纪中。

苏格兰为其设于圣安德鲁斯(1410年)、格拉斯哥(1451年)、阿伯丁(1494年)和爱丁堡(1583年)的各大学而感到骄傲。这些大学自认在许多方面优于牛津和剑桥,一些近代的学者承认这种自许。在医学教育上,爱丁堡大学是这方面的翘楚。《爱丁堡评论》创于1802年,一致同意是大不列颠最卓越的期刊,而勇敢的自由主义律师托马斯·厄斯金(Thomas Erskine,1750—1823年)在伦敦律师界几乎压倒群侪。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压制思想自由的时间到来时——特别是思想自由偏爱于法国大革命时——没有一位英国的法学界人士可与苏格兰人匹敌。另外,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知识界继续偏向于曾保护过大卫·休谟、威廉·罗伯逊、詹姆斯·鲍斯韦尔、罗伯特·伯恩斯、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由。据说,不仅是学生,甚至连整个爱丁堡的知识分子,在杜格尔特·斯图尔特讲哲学时,都在做笔记。

苏格兰人-英格兰的邻邦(1789—1815)

斯图尔特今天在苏格兰以外几乎已被遗忘了。但在爱丁堡,一座设立来纪念他的小型古典庙宇是最堂皇的纪念碑之一。他追随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研究休谟可怀疑的结论和大卫·哈特莱的机械心理学到常识的探究。他拒斥形而上学为一种探测本质心智的虚荣意图。斯图尔特提议以耐性和精确观察心智的过程,不假借心智自我说明的归纳心理学来取代形而上学。斯图尔特是一个机智而品格高超的人,他就机智、幻想和诗的功能提出了精确的说明(他的国家仍然是情歌的一个源泉,一些令我们的青年喜爱的温柔调子就来自苏格兰的河岸和斜坡)。

詹姆斯·穆勒——一位善良而博学的人,虽然他用教育过分凿伤了他的儿子。父亲是一位鞋匠,他在爱丁堡大学争得希腊文方面的荣誉。毕业后,他去伦敦从事危险的新闻工作,结了婚并育下一子,他替儿子取了个他的国会议员朋友约翰·斯图尔特的名字。1806年至1818年,他写了一本《英属印度史》(History ofBritish India),内容生动,批评失策之处殊为独到,促使在印度的政府做了重大的改革。

同时(1808年),他遇到杰里米·边沁,热心地接受了道德、政治习惯和观念应依照它们促进人类快乐的能力做判断的功利主义的设计。在精力和理念的驱策下,穆勒自认为了解不列颠的边沁做使徒。他替《大英百科全书》第4版(1810年)、第5版(1815年)、第6版(1820年)各版再版时选述《论政府》、《法理学》、《监狱改革》、《教育》、《新闻自由》等论述,赢得广大的发行和影响。这些短论,加上他在《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投稿,在导致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案》的运动上汇成一股巨流。在这种风气之下,不列颠的激进派从全面革命转向由一个政府基于广大的参政权和功利哲学的进步改革了。在《政治经济学的要素》(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1年)一,穆勒反对让人口的增长超过资本的增长,同时提议对“自然增值”课税——土地价值不劳而获的增值。在《人类心智现象的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1829年)中,他寻求解释由观念联合的一切心智上的运作。而于1835年,他去世前一年,他发表了《论麦金托什文集》(A Fragment on Mackintosh)。

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继续苏格兰人的英格兰教育。在阿伯丁和爱丁堡大学获得了思想的工具后,他迁移到伦敦(1788年)。不久,他对群众起义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震惊不已。1790年,他愤怒于埃德蒙·伯克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的仇视态度。1791年,他以《高卢人的民主政治辩护》(Vindiciae Gallicae)一文来答复那种历史性的诽谤。这位26岁的哲学家,从大激变的早期阶段中,看到了人道主义哲学的崇高呼声和成果。同时,受到威胁的君主政体并不如伯克设想的是受试炼的传统的智慧和经验,而是随意的制度,不能预见的事情和杂凑事物的杂乱残渣:

现存的每个政府(美利坚合众国除外)都是偶然形成的……当然不能认为这些偶然的政府应凌驾于经过思维的作为……之上。人类学倒不必去容忍理性不受敬重的古代,对理性引发行为的新奇事物不必畏缩,此其时矣!人类的权力……借生产改良政府的艺术和增加人类的一般愉快,应当在历史上揭示一个新世纪的开始,此亦其时矣。

大革命从哲学家们的理念中衰退至恐怖人物的混乱独裁上时,麦金托什修正了他的法则,使自己调整到侵犯他的社会力上。他的《自然法和国际法》(“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ions”,1799年)的讲演,以一种讨好伯克的方法,讨论社会组织如何产生、在个人的发展上影响行动的习惯和获得一切人类内在状况的良知上判断。所以,一个受文明熏陶的成年人不仅是自然,也是教育的一种产物——在最后几年中,麦金托什根据最初的研究和文献,写了一册《英格兰革命史话》(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in England,1832年)。

我们从这些例证上可以判断,苏格兰的文明在18世纪转入19世纪时,不是依赖于其过去的光荣上。农业欣欣向荣,特别是在低地地区。在那里,纺织机也很忙碌,罗伯特·欧文正打开了人类合作的新远景。格拉斯哥自负于它的科学家们,爱丁堡则有大批律师、医生和牧师们成为时代的先锋。在艺术方面,亨利·雷伯恩爵士的人像画使他成为苏格兰的雷诺。在文学方面,鲍斯韦尔出版了《塞缪尔·约翰逊传》;而在特威德河上的阿伯茨福德沉思着古代的敌人,哼着轻快的调子和写作闻名世界的小说以偿付自己部分债务的,是大名鼎鼎的司各特及像他那样的绅士们。

沃尔特·司各特在脾性上非常适合于成为不列颠文学浪漫潮流中的一位领袖,因为他自诩为苏格兰边界上酋长的后裔,他们的争执和战争是他在童年时听到的具有鼓舞性的民谣。不过,他的父亲是一名爱丁堡的律师,母亲则是爱丁堡大学药学教授的女儿。他1771年出生在那里,兄弟姐妹共12人,其中6人,如那时的普遍现象一般,都夭折了。他18个月大时,患上流行性的小儿麻痹症,致使他的右脚永远地跛了。类似拜伦的残废,也许使得司各特与这位年轻的诗人在道德和信仰上,维持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友谊。

在爱丁堡的旧学院研修5年后,司各特在父亲的手下开始5年法律学徒的生涯。1792年,他经准许成为苏格兰律师公会的一名律师。他与夏洛特·夏庞蒂埃的婚姻(1797年)及得自他父亲的一笔遗产(1799年),给了他一笔可观的收入。他参加社交应酬,结交了许多有势力的朋友。通过他们,他于1806年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的一名职员。薪水和亲戚们的一些遗赠使他变得疏懒,不久终于完全放弃了他的法律事务,而专心于他的文学嗜好。

一次偶然的机会,司各特遇到了罗伯特·伯恩斯,一位托马斯·珀西的《古英诗遗篇》的爱好者,而且熟悉戈特弗里德·毕尔格的抒情诗。特别是一首《勒诺尔》(“Lenore”),重燃起司各特青年时期对古代不列颠民谣的兴趣。1802年至1803年,他出版了三大卷《苏格兰边界的吟游诗》(The 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在这些生动故事的刺激下,他亲自尝试创作,并于1805年出版了《最后一位吟游诗人的叙事诗》一书。它的销量在英诗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他于1807年到伦敦,发现自己成了沙龙中的宠儿。他决定以文学为职业,而且几乎变成了事业,同时拿他的时间和金钱,开始在写作、绘画和出版上做一次危险的投资。

在柯勒律治的《克里斯塔贝尔》押韵八音节的对句中,他替他的苏格兰传说和历史中摄人心神的爱情和战争、神秘和超自然的浪漫故事,找到了一个便捷的媒介。他利用这个新领域创作了《玛密恩》(Marmion,1808年)、《湖上夫人》(The Lady of the Lake,1810年)、《洛克比》(Rokeby,1813年)和《诸岛君主》(The Lord of the Isles,1815年)。他不求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迎合一般大众的喜好。他的读者们屏息静气地从武士到仙女到英雄式的争斗一直追随着他,他们热情地唱着如下述这种没腔没调的歌词:“噢,年轻的洛金瓦尔(Lochinvar)从西方走过来了,一路行经的广漠边界上,他的神驹是第一等的。”1813年,拜伦出版了《异教徒》和《阿拜多斯的新娘》两卷诗集,及1814年的《海盗》和《拉娜》两卷。司各特看到他的读者离开边界而向往东方的神秘和绝望的厌世上,他认识到这位纽斯台修道院的年轻爵士在诗韵和空间上都要胜过阿伯茨福德的地主。1814年,以《威弗利小说集》一书,他从诗转到散文,并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是最适当的一个时机。1802年,他投资到詹姆斯·巴兰坦——在凯尔索的一位印刷业者——的印刷业务上,将他的印刷厂迁移到爱丁堡。1805年,他成了詹姆斯和约翰·巴兰坦的印刷和出版公司的一位隐名合伙人。自此而后,他安排他的作品,无论由谁出版,都让巴兰坦印刷厂印刷。用他赚来的钱和利润,司各特于1811年购下靠近梅尔罗斯的阿伯茨福德的地产,并将产业由110英亩扩大到1200英亩,并在旧农舍的地址上,盖起设备豪华且装潢富丽的一座城堡,那里目前是苏格兰的名胜之一。但是,1813年,这家巴兰坦公司濒临破产边缘,部分是由于出版司各特的各种图书而亏本,他以向富有的朋友举债和拿出他作品的收入,亲自负起使巴兰坦家免于破产的厄运。1817年,这家公司挽救过来了,而司各特也成了文学史上的小说名家之一。

《威弗利小说集》一书于1814年用笔名出版,赚了约2000镑之多——其中大部分收入不久花在阿伯茨福德的地产上。司各特隐去他的作者身份,感到一位大学职员写小说卖钱似乎有点不妥。他文思泉涌,下笔很快。他在6星期内写了《盖伊·曼纳林》(Guy Mannering,1815年)一书。1816年,写了《古物商》(The Antiquary);1816年至1819年以《我的地主的故事》(Tales ofMy Landlord)这个通称,他呈给读者一系列令人神往的苏格兰风光——《老死》(Old Mortality)、《密特劳西人的心》、《拉墨摩耳的新娘》(The Bride of Lammermoor)和《蒙特罗斯的传说》(The Legend of Montrose),从其中一册上赚了一大笔钱。司各特经常到苏格兰、英格兰各地和邻近的岛屿上游历,他自称为一位古物商甚于一位小说家,他能给予他的故事一种地方色彩和方言味道,颇受苏格兰读者喜爱。《伊万贺》(Ivanhoe)、《修道院》(The Monastery)和《修道院长》(The Abbot),全部完成于1820年,以中世纪的英格兰作为背景,不完全如苏格兰故事中的情节那么写实。1825年,司各特冒险到中世纪的东方,而在《护身符》(The Talisman)一,他以十分阿谀的笔触来勾勒萨拉丁(Saladin)的形象,致使虔诚的苏格兰人开始怀疑作者正统思想的纯正度。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被问到最先动摇她基督教信仰的是什么,她回答说:“沃尔特·司各特。”

那群在青年时期激赏过这套《威弗利小说集》的人,现在太热衷于近代的思潮,而不能再去欣赏它们了。但是,纵使匆匆地读其中的一本——《密特劳西人的心》吧——会使我们重新意识到,历10年的时间,每年能创作这样一的人,一定是他那个时代的奇人之一。我们了解他在阿伯茨福德扮演封建从男爵的角色(他于1820年被授予武士爵位)。不过,仍与所有善良和淳朴的人见面。他是那个世纪大名鼎鼎的作家——从爱丁堡享誉到圣彼得堡(那里普希金敬仰他)。但是,听到自己被比拟为莎士比亚时,他乐得心花怒放。他的诗和小说是浪漫运动中的重要代表,虽然他只有少许浪漫主义的幻想。他参与过重振中世纪的方法,然而他请求苏格兰人放弃他们过去暴乱的封建理想,使自己慢慢地适应使两个民族融合为一的联合王国的统治。他年老时,他许身于不列颠宪法上承认的保王党的爱国运动。

同时,为他印刷书的巴兰坦家族和为他出版书的阿奇博尔德·康斯太布尔双双濒临破产的边缘。1826年,他们将剩余财产交给法庭,沃尔特爵士身为合伙人,成为巴兰坦家债务的负责人。此时,欧洲终于知道《威弗利小说集》的作者是阿伯茨福德的爵士。法庭准他保留他的家和几英亩田,及他在爱丁堡大学职员的薪俸,但他的其他一切资产全部被没收。然而他仍能过着舒服的生活,他继续一本接一本地写小说,希望用他赚来的钱抵消他的债务。1827年,他出版了一本巨著《拿破仑的一生》,一名才智之士称这为“十大卷的亵渎”。该书几乎剥夺了这位科西嘉人的每一种德行,却博得不列颠人的喜悦,也稍微抵偿了作者的部分债务。

他剩余作品的性质反映了他的草率和不安。1830年至1831年,他患了几次中风。恢复之后,政府指定了一艘木造快速帆船载他到地中海的阳光下做一次航行,但新发作的中风使他瘫痪,人们匆忙将他送回家去,好让他死在他所爱的阿伯茨福德(1832年)。另一位出版商,罗伯特·卡德尔接过了他遗留下来的债务(7000镑)和版权,并从中赚了一笔钱,因为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到世纪末一直脍炙人口。华兹华斯认他是“他那一世代最伟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