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爱尔兰约有455万人，其中315万人是罗马天主教徒，50万人是圣公会教徒，90万人属于其他各种小教派。天主教徒于1793年被给予了投票权，于是成了大部分文职位置上的合格人选，但他们仍然受阻于最高职务、司法职务和爱尔兰的国会之外，因此仍由在新教徒的候选人中选择合适的人来统治天主教的爱尔兰。国王或大臣们指派一位新教徒总督作为全爱尔兰的首席行政官，并准他领导整个官僚组织——而且在相当的范围内，还包括爱尔兰的国会，结果是贿赂、分赃和鬻爵之风盛行。
直到1793年，爱尔兰的全部土地由不列颠或爱尔兰新教徒拥有。1793年后，少数天主教徒获准可购买土地，其余的是耕种小块土地的佃农及农田或工厂中的劳工阶级。租金和什一税都以严厉的手段征收，结果绝大部分爱尔兰农民过着毫无希望的贫苦生活。他们太穷、太缺乏刺激，以致买不起在英格兰使农作物产量大增的新机器，爱尔兰的农业一成不变。“最大的地主住在英格兰，他们不劳而获，从爱尔兰搜刮他们所能得到的。”在都柏林的工厂区，贫穷甚至比在农村还要糟糕。爱尔兰的工业因高额关税等政策发展迟缓。1812年，雪莱看过都柏林工厂工人的状况后写道：“直到目前，我对人类悲惨的情况所知诚为有限。”
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其他的人口一样，都要付出什一税去支持爱尔兰的国教教会。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还自愿奉献，以维持他们的天主教教士。他们从前的财富都被剥夺精光。罗马教会自然支持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结果赢得天主教民众的忠诚爱戴。此地的社会反叛者通常是一位信仰上的保守者，如托马斯·穆尔这种自由主义者，虽然他们或许与如拜伦这种怀疑论者作朋友，却从来未公开脱离他们的天主教正统。
在18世纪后半叶，领导爱尔兰反抗运动的是一位新教徒。亨利·格拉顿与另外两位爱尔兰人——伯克和谢里丹——属于同一教派，他相信雄辩理性的权威。以此种武器，他取得了一些虽然有限却极有意义的胜利：取消《甄选法案》（The Test Act），该条例规定申请加入国教是成为国会会员资格的先决条件；撤除在爱尔兰贸易上的高压限制；承认（如他别具匠心地叙述的）只有英格兰的国王，在爱尔兰国会的同意下，才能替爱尔兰立法——即爱尔兰的法案不再需要获得大不列颠国会的批准。不过，格拉顿设法为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争取到爱尔兰国会的全部合法资格时，他却倒下去了，爱尔兰依旧是一个受新教政府统治的天主教国家。
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托恩（Theobald Wolfe Tone，1763—1798年）延续了这场战斗。如格拉顿一般，作为都柏林三一学院的一名毕业生，他到伦敦修习法律。返回后，他协助筹组联合爱尔兰人社（the 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1791年），该社的目的是使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追求社会和政治改革上共同合作。托恩付出了全部感情和精力推动这项工作，他安排了一次天主教会议，其行动纲要吓得爱尔兰的国会通过了1793年的《救济法案》——爱尔兰天主教徒享有参政权。
托恩并未就此满足。1794年，他与威廉·杰克逊进行磋商，威廉·杰克逊秘密地代表当时领导着法国与不列颠作战的公安委员会。杰克逊受到侦查并遭逮捕，托恩逃至美国，再转到法国。他在那里说服委员会的拉扎尔·卡诺，批准法国人入侵爱尔兰的计划。拉扎尔·奥什将军受命指挥，托恩在其麾下成为一名高级副官，于1796年12月15日统率46艘战舰和1.4万大军向爱尔兰扬帆。这支远征军在英国海岸不远处遇到一场暴风雨，几乎全军覆没。托恩幸存，带了一支少数人员组成的远征军协助爱尔兰。这支队伍被不列颠俘虏。托恩被判处绞刑，他在监狱中割断喉咙自尽（1798年11月）。
同时，爱尔兰人对英国统治的愤怒演变成全面反叛。不列颠首相皮特有意用安抚的方法平息这场运动，他准许波特兰公爵为内务大臣（包括爱尔兰事务在内），任命坦率承认同情爱尔兰人的费兹威廉伯爵二世——威廉·温特伍斯为爱尔兰总督。在3个月的任期中（1795年1—3月），对天主教徒做了皮特认为比明智的措施还要多的让步，他被撤职了，而爱尔兰人的抵抗变成了公开的战争。有一个时期，爱尔兰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起攻击外人的统治。但是，在阿尔斯特，新教徒占大多数，因为害怕叛乱成功会将阿尔斯特置于天主教的统治之下，他们不久变合作为反对。1795年9月，阿尔斯特的新教徒组织了奥伦治社（the Orange Society），加入黎明童子会（the“Peep of Day Boys”），焚烧和捣毁天主教徒的住宅和教堂，好几百个天主教徒恐惧大屠杀而逃离了阿尔斯特。越来越多的新教徒脱离了联合爱尔兰人社。剩下来的天主教徒拿起武器，控制了几个郡，进而攻击在都柏林的政府城堡。在爱尔兰国会中的格拉顿，想借提议给予天主教徒进入国会的资格以求得和平。这个提案因牵连到将爱尔兰国会提早变成一个天主教的权力而遭到绝大多数议员的驳回（天主教徒此时已有投票权）。不列颠的将军要求并得到了援军，便宣布戒严法。接连好几个星期，这座一度熙来攘往的首都变成了仇恨和杀戮的地狱。计算尸体的结果，证明胜利在政府这边。1798年秋，叛乱已被压制。
皮特知道镇压不是解决的方法，而在爱尔兰受到压抑的不满情绪已变成不列颠的一个致命危险。1800年，英格兰已经与法国开战7年，在战争期间，她因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大混乱而占了上风。不过现在，拿破仑带给法国秩序和军队的声威。他正在建造一支舰队，不久就会向不列颠的海上霸权挑战。一个心怀叛意的爱尔兰经常蠢动在叛乱边缘上，每日诱惑着拿破仑率领大军横渡英伦海峡。天主教徒联合起来，大部分爱尔兰成为威胁不列颠侧翼的一支敌对武力。皮特感到，一定要找出一些方法使爱尔兰人民与不列颠联合起来，受制于一个国会和国王的统御之下。要做到这点的话，皮特提议给予爱尔兰及所有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成年男性天主教徒全部参政权——投票权和担任公职的资格。准许天主教徒进入在伦敦的联合国会，并供给背叛的牧师、天主教教士和国教的牧师以政府薪水。在此安排下，宗教不可能变成革命的动乱原因，而是国家统一和大众满足的一支力量。
这个具有政治家风范的计划，早于拿破仑与天主教教会取得谅解前一年提出，却遭到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怀疑这是爱尔兰继续受英格兰统治的一个圈套，爱尔兰的新教徒抗议屈居于胜利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统治之下——也许就是报复和土地征收，而爱尔兰国会不愿意消失。皮特希望，与英格兰联合的结果——包括在帝国各地的自由通商——最后如与苏格兰的和谐一般，有益于爱尔兰的经济和重新团结爱尔兰为一个整体。爱尔兰的大多数天主教徒也许曾受到不列颠绝大多数新教徒的干扰和控制，借着大量撒钱、提供闲差、贵族头衔及爱尔兰商人的支持，爱尔兰国会终于被说服而投票决定解体（1800年8月1日）。自此时起，直到1921年，爱尔兰受制于不列颠国会，它有4位神职和28位世俗贵族在上院、100位议员在下院中，代表爱尔兰在那里行使职权。
皮特的显著成功却因不能得到国王同意他的设计而暗淡。他提议实施在新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中完全解放天主教徒政治上的束缚时，乔治三世基于他的加冕曾宣誓他只保护英格兰国教为理由而拒绝同意。皮特对他施加压力时，国王的精神错乱又有复发的迹象。皮特屈服了，同时感到受了伤害，辞去首相的职务（1801年2月3日）。天主教的解放运动就此搁置一旁，一直等到1829年始再提起。
大部分爱尔兰的领袖认为，他们受到欺骗，皮特从来没有要履行承诺的意图。抵抗联合王国的行动重新燃起。1803年，罗伯特·埃米特（Robert Emmet）领导了一次势单力孤的叛乱，使他成为爱尔兰历史和歌谣中最受爱戴的人物之一。他生于都柏林（1778年），是总督一位私人医生的最小的儿子。撤除了毕业生名册中的名字以抗议官方审判他们的政治观点时，他是以荣誉资格即将从三一学院毕业的一位毕业生。他加入联合爱尔兰人俱乐部，他的长兄托马斯是最高会议的秘书。托马斯劝告他不许用革命的非常手段，但罗伯特前往法国，寻找接近拿破仑的机会，请求法国人的另一次援助。不能说服拿破仑，埃米特重返都柏林，搜集武器并征募同志，计划对都柏林来一次袭击。他知道政府已发现他的阴谋并下令逮捕他时，他组织了一支160人的临时队伍，朝堡垒出发了。在路上，他们碰到了爱尔兰的首席法官基尔瓦登爵士，这群激动的暴民当场杀死了他和他的侄子。意识到他的阴谋已败露时，埃米特逃亡了，暂时躲藏在威克洛山中（Wicklow Mountains）。他冒着被发现的危险，尽量靠近他的未婚妻萨拉·柯伦（Sarah Curran，天主教运动的新教徒辩护者、约翰·柯伦的女儿）的家附近。埃米特被发现、逮捕，被判叛国罪而处决了。他向陪审团的演说是爱尔兰雄辩的古典作品之一：
我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只有一个请求：沉默就是慈悲。不要替我写诔铭，因为知道我动机的人此时不敢为它们辩护，不要让偏见或无知中伤它们。让它们和我安安静静地安息吧，我的墓不必作任何铭记，我的记忆任它们遗忘掉，直到另一个时代，另一批人能对我的个性赋予公正时为止。我的国家在诸国中独立时，那时，唯有到那时，再写出我的诔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