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
在丹麦和欧洲大陆，都有广袤的田地供人们耕种，贵族有可能置办大量地产。然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北部，沼泽、森林、河流和山谷遍布，大田庄难以管理，而独立的小农场则更为可行，因此自6世纪起，挪威基本的定居结构一直保持未变。在挪威南部以及大西洋沿岸往北直到特罗姆瑟一带，那里的部落首领进行着经济再分配，把贵重物品分配给族人，族人用粮食向他们交租。在挪威南部的耶伦地区，可耕地都得到了精耕细作。比约恩·米勒认为，酋长领地的划分在6世纪就已经出现，各领地多以某个山堡为中心。从那时开始出现的豪华墓葬，是辨识这些部落领地的依据。从铁器时代到维京时代，建筑风格基本没有变化。农庄里是一小片一小片的带廊长屋。同一屋顶下，既住着一大家子人，又有牲口圈。
在挪威北部，这种混合型的农业经济与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存。此文化传统与以渔猎为生的萨阿米人相关，他们渔猎的范围包括峡湾深处、内陆和极北之地。这种社会被认为是一种流动的、平均分配的社会，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它却鲜见于挪威文献，因为挪威文献更倾向于记载维京式的生活方式。灵恩峡湾附近的交界地带以南是挪威人的墓葬，以北是萨阿米人的墓葬。在该地区地位显赫的挪威人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些萨阿米人的珠宝，这可能表明在挪威人和萨阿米人的显贵阶层之间存在着通婚的情况。在这两个民族交界的地方所出土的大批文物中，既有挪威人的器物，也有萨阿米人的器物，表明双方可能在边界谈判时交换礼物。酋长制的瓦解和基督教传入前存在的宗教信仰的终结，或许还造成了挪威人同萨阿米人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
挪威博尔格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维京酋长制下的生活方式维持了至少300年。罗弗敦群岛位于北极圈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最北的居住地，从博尔格到丹麦南部边界的距离与那里到罗马的距离是一样的远！
这里原有的长屋是在5—6世纪用木料和草坯墙建成的。而到7世纪时，长屋被扩建成一间廊式厅堂，长约80米，宽为7.5—9米。两排木桩支撑着屋顶，将整个厅堂分成三个长廊区；厅堂共有5个房间，5个入口。这座厅堂使用了300年，及至被拆除时，其建筑风格一定很过时了，尽管年代久远的传统建筑是统治家族权力长葆的象征。
虽然这里地处极北之地，但由于峡湾暖湿气流的作用，气候并不是那么严酷。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是他们饲养的牛群，这可以由巨大的牛棚而得到证明（虽然人们也种植一些大麦）。从出土的铅坠和渔钩可以看出，渔业对他们也很重要，鳕鱼干的交易无疑居于重要地位。在这里还发现了大量的炼铁炉渣，或许铁匠铺内曾进行过金属的锻造，尽管铁是从挪威南部运来的。这里的人们还进口皂石，并制作各种各样的手工制品，如纺锤、钻头、网坠、织机压石等。人们还制作多种颜色的磨石，这是他们从海泽比人那里学来的。从这里发掘出的其他物品还包括两个泰廷陶罐的碎片和十二三个8—10世纪的玻璃器皿，有些饰有金箔。这些东西的主人显然受到了北欧贵族宴饮习俗的影响。外来器物是权力和声望的标志。在挪威，类似的外来物只见于凯于庞厄。因此，学者们常把博尔格的情况与奥塔雷的记叙（约890年）联系起来。奥塔雷无疑曾造访过此地，尽管据考证该农庄的主人是一位名叫托雷·约尔特（Tore Hjort）的酋长。大型船库的遗址表明，该酋长所拥有船队的远航能力与奥塔雷的船队不相上下。尽管这里没有发现海象骨，也没发现与萨阿米人相关的手工艺品，但他们的经济基础或许大同小异。
奥塔雷（Ohthere）
奥塔雷，又名奥塔尔（Ottar），挪威商人。他在9世纪晚期曾晋见阿尔弗雷德大王1（King ?lfred）。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人交谈时用的是何种语言，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翻译人员，但阿尔弗雷德确曾询问了奥塔雷的生活方式和游历情况，然后命人用英语记载下来。
奥塔雷的家乡远在挪威最北部，位于北极圈之内，他的农庄可能与在博尔格发掘的农庄大致相似。由于土地贫瘠，其收入主要来自捕猎驯鹿。他也从事猎鲸和猎捕海象的活动，并且从邻近的拉普人那里收取贡赋。贡赋是以实物形式交纳的（可能是海象牙和毛皮），因而奥塔雷拥有自己的船，时常向南行驶，进出北欧的市场进行贸易。
奥塔雷告诉阿尔弗雷德，他生活的地方是人类所能到达的最北端。但在它以南有一个叫做凯于旁厄的贸易集镇。他说，在天天顺风的情况下，白天航行，晚上歇息，至少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那里。在任何时候，船都必须沿海岸行驶。他还说，从凯于旁厄到海泽比的贸易城还需5天的时间。
10—11世纪，酋长的居所被3栋比原来小得多的房屋所取代，使得这里更像是一个农庄。这或许表明当地的权力结构经历了剧变，变化与挪威王权的兴起有关。这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贵族中心区走向衰亡、定居点分崩离析的情况有些相似。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和基督教时期，博尔格一直都是一个宗教中心。厅堂的正屋似乎是用来进行宴饮、举行宗教仪式和节日庆典的地方。大部分外来器物，包括悬钵的一些残片、5张古德谷伯以及一个金制的手稿阅读指示棒，都是在正屋的北角发现的，主座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因此，厅堂在特殊场合下也许还被用作异教神庙，当地的酋长兼宗教首领和世俗长官之职于一身。尽管我们无法确认这里的宗教习俗是否一直延续了下来，但重要的是，时至今日，当地的教区教堂仍坐落在博尔格。
可以看出，在维京时代，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乡村的居住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反映出社会日益复杂化、社会阶层不断分化以及场所的功能逐步专门化的事实。这些发展变化绝非只是在维京人内部出现，在欧洲的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却为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国家的建立作好了准备，也为其海外扩张奠定了基矗定居模式不断演变发展，最终出现了一种新型聚居点——城镇。这就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