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国内外矛盾进一步激化。遍及全国的各族人民反抗斗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连绵不断的反清起义，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宣统三年，“皇族内阁”的建立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宣布，使清朝政府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孤立。同年春，广州黄花岗起义及其失败，既鼓舞了革命党人，又坚定了两湖志士在长江中游地区发难的信念。接着，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相继爆发的保路风潮，为党人在武昌举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向称“九省通衢”，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镇。自咸丰十一年春汉口开埠后，帝国主义列强陆续侵入湖北及武汉地区。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武汉设立的各种企业多达一百八十余家，贸易额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张之洞督鄂，大兴“洋务新政”，先后创办汉阳兵工厂，汉冶萍钢铁公司，纱麻布丝四局及造纸、制革等十余厂。为培养“洋务人才”，他大力兴办近代教育。光绪三十四年（1908），湖北新式学堂已达一千九百七十二所，在校生七万二千六百三十四人；湖北出国留学生远赴欧、美、日本，仅在日本一地最多时即达一千多人。同时，张之洞还编练一镇（师）又一混成协（旅）新军，吸收大量小知识分子入伍。
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洋务新政”刺激下，湖北民族工商业也得到较快发展。从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二年（1902～1910），武汉设立纺织、水电、面粉、火柴、机器等民办企业二十四家，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近代第二大工商业中心。湖北革命党人在此优越物质基础上，进行了艰苦踏实、深入持久的革命准备。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一批批革创、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以普通士兵身份，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宣传方面，他们自办印刷所、图书室、学校、书报社等，翻印传播《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籍，促使新军士兵迅速革命化。组织方面，他们以顽强不屈精神，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年7月2日），湖北党人在武昌建立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不久因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科学补习所受株连，无形瓦解。接着，党人刘静庵、曹亚伯利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武昌分会所附设阅报室日知会，进行革命活动，三十二年（1906），建立正式组织亦称日知会，尔后即为同盟会湖北分会。日知会遭破坏后，革命党人以新军为基地，又相继建立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振武工作进展顺利，成员很快发展至千人。其活动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侦知，但为避免事态扩大，他仅将其领导人杨王鹏、李六如开除出营了事。后蒋翊武代为主持社务，且决定暂停活动，静观待变，宣统二年底，在各标营党人催促下，蒋翊武约集部分党人在阅马场集贤酒楼集会，考虑到“振武”二字易引起清廷注目，遂将团体名称更名为文学社。宣统三年正月初一（1911年1月30），各标代表在黄鹤楼畔之风度楼举行会议，宣告文学社成立，推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会后，文学社组织得到迅速发展。
与文学社同时在武汉开展革命活动的另一较大组织是共进会。光绪三十三年七月（1907年8月），为促进长江流域各省起义活动，湖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广西、云南、安徽等省部分同盟会员，在日本东京集会，决定成立共进会：四川人张百祥、江西人邓文、湖北人刘公先后任会长，湖南人焦达峰、湖北人孙武分任各部负责人。次年秋，共进会主要成员分别从日本回归本省活动；孙武等人即在汉口设立共进会机关部，在湖北会党中积极吸收会员。但会党散漫难治，行动不易统一，因此，湖北共进会联络重点亦很快转向新军。到宣统三年（1911）夏秋间，武汉新军参加文学社者达二三千人，参加共进会者亦达一千五百多人。这两个组织均在新军队（连）一级建立基层组织，一旦举义，各级党人代表即为各级指挥官，具有较完备指挥系统。同时，他们在学生、会党和其他社会阶层，也争取到大量革命者和同情者。起义主观条件日趋成熟。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及广大成员普遍感到应当而且必须联合，认为“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起初只是少数人私下交换意见，继而正式开会商讨，但因双方互争雄长，未能达成具体协议。这时历经一年酝酿，同盟会中部总会于宣统三年闰六月初六（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在中部总会促进下，双方于八月初三（9月24日）召开联合大会，成立起义临时总指挥部，推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总理部总理；下设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调查、交通六个部；确定以刘公、孙武等二十人为政治筹备员，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后迁至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为军务筹备员，设军事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决定于中秋节（后延至八月二十日）起义。
武昌起义雕塑会后，指挥部在对新军各标、营、队党人进行具体部署同时，分组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前来主持大计，并联络邻省响应。不料八月十八日（10月9日）发生意外事件。这天，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置炸弹，失慎爆炸，受伤入院。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将革命文告、名册符号、旗帜全部搜去，并转交清朝官府。湖广总督瑞逋下令紧闭城门，按名册搜捕党人。是日上午，随新军移防岳州的蒋翊武刚好赶回武昌，与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等在武昌小朝街总指挥部召集各标营代表会议，根据黄兴关于各省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起义日期宜于推迟的意见，代表们同意将起义日期展延至九月底，与十余省同时并举。下午散会后，蒋、刘留下续议。这时，邓玉麟等来报宝善里出事消息，并转达孙武人院后希望立即起义意见。处于危急关头的革命者感到“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起义”，以图“死中求生”。蒋翊武等遂决定当晚十二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起事。起义部队以左臂系白布为标志，分别按计划行动。
命令拟定后，总部即派同志向各标营传递。晚十时，城内各营通知完毕，邓玉麟遂偕徐万年等各持炸弹一个，拟出文昌门至炮队八标，不料城门戒严，清军搜缉甚紧，待辗转抵达南湖，夜十二时已过。南湖炮声未响，各标营不敢贸然行动。在此期间，党人杨宏胜再运炸弹至工程营时，被清军警追踪；杨掷弹受伤被执。临近夜十二时，清军警突入小朝街九十五号革命机关部，逮捕刘复基、彭楚潘等人；蒋翊武因是乡村学穷打扮，未引起军警注意，乘隙逃脱。是夜清军在武昌城内大事搜捕查抄，党人被捕者达四十余人。各机关部成员连夜遁走避匿，指挥中枢陷于瓦解。清总督瑞逋立命组织军法会审。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于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凌晨五时相继英勇就义。三烈士死难噩耗传出，全城震动。而当日上午清方继续搜捕革命党人，各处机关相继被抄，被捕人数不断增加。革命士兵即迫于激愤，又断绝退路，决心拼死一战。
十九日（10日）夜七时许，驻扎武昌城外西北塘角的混成协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首先举火起义，向城内进发。接着，驻守在武昌中和门内、紫阳湖旁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士兵也打响了首义的枪声。该营党人总代表熊秉坤于十九日白天仍按总部计划在本营作了布置，并与其他标营党人相约同时发难。晚八时半，工八营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带护兵巡棚查哨，见金兆龙、程正瀛等正持枪而待，即指为图谋不轨，且命护兵将金逮捕。金则大呼：“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程正瀛当即举枪猛击陶首，陶负痛急逃，程继开一枪将其击伤。全营士兵听到枪声，立即持枪出棚，并击毙前来镇压的代理管带阮荣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熊秉坤鸣笛集合，率队直扑楚望台军械库。此时守库革命士兵也开始行动。听到枪声，驻库监守纪堪颐、李克果等即集合士兵，分发子弹，命令抵御。守库工八营士兵领到子弹后，却鸣枪起义；李克果等官佐越墙逃走；熊秉坤率队到来，双方会合，胜利占领楚望台，从而保证了起义部队的弹药供应。
接着，蔡济民率二十九标起义士兵：吴醒汉、徐达明率三十二标起义士兵、方兴、李翊东率测绘学堂学兵也相继来到楚望台。南湖炮八标对起义早有准备，当城内响起枪声后，党人徐万年、王鹤年、蔡汉卿等即一跃而起，燃炮响应，旋拖炮十余尊向中和门进发，在长虹桥击溃清军伏击，并与城内派来迎接的金兆龙部、绕城而来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起义者汇合，一同进达楚望台。当时驻扎武昌城内外清军总兵力约二十个营，计九千人。各标营陆续参加起义者达三千人，集中在城东南角，占据有利地形，且有充足弹械。清方虽名义上仍控制五千兵力，但不少人同情革命且分散各处，已丧失战斗力，实际能调动者仅有守卫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的二千余人。因此，革命军要夺取武昌，必须全力攻占居于城西南角的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
起义士兵多数齐集楚望台，熊秉坤由于级别较低，已无力实施指挥。正当革命军处于混乱之际，巡哨士兵找到工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他曾参加过日知会，军事知识丰富，平时威望较高，因而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接任后，即要求士兵服从指挥，下达进攻督署命令。熊秉坤、马荣、邝杰各率兵分三路进攻督署；程国真指挥炮队，在中和门城楼及蛇山等处布设阵地，炮击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其余部队分别执行巡查、策应、防守等任务。接近午夜，进攻督署战斗开始，革命军第一次进攻，由于兵力较弱，又未掌握敌方分布状况，一、三两路分别受阻，只有少数部队逼近督署。夜十二时，革命军发起第二次进攻时，炮队已按要求布好阵地，发炮助战，三路人马奋勇向前，均取得进展。唯第三路任正面主攻，遭清军顽抗，在保安门一带受阻；革命军迅速组成敢死队，击退敌人。二十日（11日）凌晨二时，第三次进攻开始，时天气阴雨，炮队不能准确测定目标。为此，革命军决定于督署附近放火照明，居民得知后，主动引火助焚。火光指示下，炮弹准确击中目标。革命军乘势猛攻，一举夺占第八镇司令部。总督瑞逋命张彪固守，自己则令差弁将署后围墙穿凿一洞，带领卫队逃往“楚豫”兵舰。张彪亲自督队，从望山门城上窜下反扑，迫使革命军第三路退守保安门。但这时熊秉坤率敢死队已攻抵督署辕门。张彪见大势已去，下令教练队留下死守，自率卫士和辎重八营退往汉口刘家庙。守敌从辕门退往大堂，凭恃几挺机枪负隅顽抗。敢死队员王世龙、纪鸿钧等冒着密集弹雨，携带煤油冲进门房和钟鼓楼放火，壮烈牺牲。火势蔓延，顽敌无法存身，纷纷逃散。拂晓，革命军占领督署，武昌光复。
清军二十一混成协所属四十二标一营、二营驻守汉阳、汉口。该部党人事先未得任何消息，十九日没有采取行动。次日下午，文学社四十二标书记王缵承派人过江探讯，始知武昌已光复，遂决定当晚发难，汉口二营党代表赵承武相约响应。入夜，标党人代表胡玉珍鸣枪集队，宣布起义；管带汪炳山逃走，队官宋锡全被推为指挥。同时，赵承武在汉口亦率新军起义，标统赵永汉等人逃走。二十一日（12日），起义军与汉阳援军汇合后，迅速占领全城。革命首先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
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上午，革命军才占领武昌，党人代表即齐集省谘议局，筹商组织军政府问题。当时，革命派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昌，起义具体组织者又均感资望太浅，不足以担当重任，于是与会者首先决定请省谘议局正副议长和驻会议员前来开会商讨。会上，先有人提议推举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出任都督，被汤婉言谢绝。接着有党人提议推黎元洪为都督，获多数赞同，遂决定派党人蔡济民、谘议局议员刘赓藻为代表前往寻迎。
承德避暑山庄淡泊敬诚殿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二十岁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卒业后到海军供职，甲午战役后，得张之洞赏识，在湖北参与训练新军事宜，先后三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光绪三十二年夏，黎任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在新军中，他以军务娴熟、为人厚重著称。湖北保路运动兴起，黎以军界代表资格签名参加铁路协会，在进步分子里赢得好感。十九日夜工八营起义后，他坐镇第四十一标三营，阻止士兵响应；该营共进会员邓玉溪夺门欲出，党人周荣堂前来约三营会攻督署，均先后遭黎杀害。后见形势不妙，黎遂离营逃至参谋刘文吉家，随即转至黄土坡三营管带谢国超家。约于革命军攻克督署不久，党人马荣、程正瀛在巡查中得知黎的下落，吴兆麟即命马、程等将黎请出，拥至楚望台。蔡济民、刘赓藻遂由楚望台迎黎到谘议局与会。蔡济民同吴兆麟交换意见后，正式提出推黎任都督，汤化龙负责民事，众鼓掌赞成，但黎坚辞。争执中，党人李翊东持笔在已拟就的安民布告上代书一“黎”字，然后将布告贴遍全城。黎任都督的消息传出，军中士兵“鼓掌欢呼”，市民则“奔走相告”，起到了分化清廷反动营垒、扩大革命影响的作用。然而黎任都督后，开始两天不言不语，活像一个“泥（黎）菩萨”。于是党人即以军政府参谋部作为行使军政大权机关，并马上作出如下决议：1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设于谘议局；2称中国为中华民国；3改纪元，以该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4以都督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5定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这样，全国第一个地方共和政权就正式建立起来了。虽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政权内部夺权斗争日趋激烈起来，但武昌起义的成功和湖北军政府成立初期所施行的革命政策，对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