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之起义
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更是前赴后继，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为最后推翻清朝创造了条件。
一、萍浏醴起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同盟会影响下的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光绪皇帝清武装起义，也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年（1904），华兴会在长沙起义失败，次年会党首领马福益又被捕死难，会党群众亦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然会党的组织基础并没有被打乱，马福益旧部肖克昌、李金奇、在安源矿工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龚春台、姜守旦、冯乃古在浏阳，李香阁在醴陵等县农民群众中尤有威信；他们愤激于清政府的残暴镇压，积极扩大力量，准备重新起义。三十二年（1906）春，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湖南发动会党和新军起义。蔡绍南通过同乡魏宗铨同龚春台等会党头目取得联系。随后，刘道一等即约集蒋翊武、龚春台等数十人在长沙水陆洲船上举行秘密会议，基本确定了在萍（乡）、浏（阳）、醴（陵）三地同时发动起义，然后分兵进取长沙、南昌的计划。
会后，刘道一留长沙筹划全局，并负责与同盟会总部联系的责任。蔡绍南赴萍乡帮助龚春台联络哥老会各部，举行开山大典，公议将哥老会改称“六龙山号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神人共殛。”洪江会成立后，发展迅速，会员很快增到十多万人。正因人员庞杂，引起清廷注意，洪江会头目遭到逮捕杀害的事件屡有发生。在此紧急情况下，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12月3日），蔡绍南、龚春台在萍乡高家台召开各路首领会议，商议起义日期和办法。会上，会党首领一致主张乘官兵未到，立刻发难；蔡绍南等认为同盟会总部无信息，军械又不足，仍拟等待接济。大会经终宵争论，未能作出任何具体决定。十九日（4日）凌晨，洪江会首领之一廖叔保，急不可待，首先在浏阳麻石聚众二三千人举旗发难。蔡、龚只得宣布动员令：以同盟会名义通知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和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并饬知各县各处会党同时发动。二十一日（6日），起义军占上栗市。并立即整编部队。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为大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督粮司，廖叔保为前营统带兼急先锋，沈益古为后营统带兼殿后指挥。起义军发布檄文，历数清政府十大罪恶，宣布起义宗旨为“破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第一次以起义檄文的形式公诸于广大群众中，并且得到拥护。贫苦农民、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纷纷加入起义队伍，旬日间，起义军迅速增至数万人，浏阳与醴陵以及江西萍乡、宜春、万载边境广阔农村地区也燃起了反抗烽火，其声势震动了长江中游各省。蔡绍南等原拟分三路进兵；一路据浏阳、醴陵。进窥长沙；一路据萍乡安源矿区为根据地；一路由宜春、万载东出瑞州、南昌诸府，攻略沿江各省。但起事后，形势发展迅速，起义队伍每到一处，清军迅即溃退，人民热烈拥护，而领导者们却不知道如何巩固革命秩序，如何统一军事调度，至使前方各自为战，后方也步调混乱。
二十三日（8日）当龚春台部整军准备出击时，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在浏阳大旗山、大光洞、九鸡洞一带也立刻集合了一万多人，起而响应。起义军自号“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发布檄文称：“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如我家中祖父，虽略示尊严，其荣幸犹为我所得与。”③反映了单纯反满的意向。
这次大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同盟会员纷纷到总部机关请命回国，投身反清武装起义，孙中山和黄兴派多人到鄂、皖、苏、浙、赣、湘等省策应。
面对蓬勃发展的起义，清政府十分惊恐，急令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湖南巡抚岑春萱调集湘、鄂、赣、苏四省军队及地方驻军、“义勇”共5万人前往围剿；美、英、德、日各国亦派军舰闯入长江，对起义军进行恐吓。起义军凭着手中极其简陋的武器，顽强抵抗，多次打败清军。但由于起义军互不统属，领导不力，奋战月余后终被清军各个击破，惨遭失败。刘道一、蔡绍南、肖克昌、廖叔保等首领数十人牺牲；龚春台辗转逃往长沙。然而这次起义的影响是重大的，它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同盟会的政治影响，增强了革命党人武装反清的信心。
二、华南六次起义
1潮州黄冈起义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1907年3月4日），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赴安南（今越南）。抵河内后，他立即在甘必达街六十一号设立了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总机关，准备就近组织领导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的起义。他认为这些省份地处边陲，群众基础较好，易于发动；地域宽广便于迂回作战；尤其有利于从国外输送武器和人员。为此，孙中山决定先在广东西部的钦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廉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东部的潮州，惠州四府同时起义。为此，他派胡汉民往香港从事策应，函召在东京的黄兴南来协助；委任广西三合会首领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负责领导钦、廉地区的起义；委任新加坡富商许雪秋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负责潮州一带的起义工作。但正在积极筹备之际，潮州黄冈起义首先爆发了。
许雪秋受任后，即通过会党首领余既成、陈涌波在会党中做发动组织工作。但由于走漏风声，引起清潮州总兵黄金福、黄冈都司隆熙的警觉。四月十日（5月21日），黄金福派兵勇数十名进驻黄冈镇，并借故捕去会众2人。次日，余既成等聚集党众二百余人于黄冈城外起义。经一夜血战，攻克黄冈。十二日（23日）起义者在1日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举陈涌波为司令，余既成、张跃为副司令，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指孙中山）”或“大明都督府孙”名义布告安民。起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此深受群众拥护。附近贫民纷纷参加义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五、六千人。但这次起义事出仓猝，具体主持者不了解通盘计划，事发后才派人去香港请许雪秋来督率义军。适时黄金福部清军已抵离黄冈二十里的洪州。起义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陈涌波率领，直趋潮州、汕头，目标是乘黄金福带兵外出之时，攻占其巢穴；一路由余既成率领，直接奔向洴州，攻击黄金福部。十四日（25日），两路军队同时出发。余部抵达洴州时，天已黎明，而清军早有准备。因此初战失利。进攻潮汕之义军，得知洴州失利，即改变计划，转援余部义军。两路会攻黄金福清军，敌势危急。恰于此时，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派援军到来，双方夹攻义军，因而汫州未能攻下。十八日（29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陈、余决定解散队伍，转往香港，起义遂宣告失败。
2惠州七女湖起义
按孙中山原来设想，粤东的潮州、惠州应同时举义，所以他在委派许雪秋规划黄冈起义时，又先后派遣惠州地区的会党首领黄耀庭、余绍卿、邓子瑜三人从新加坡返香港，负责惠州及阳江、阳春等处军事工作。黄、余二人抵港后，分别领去活动经费千余元，却毫无动作，唯有邓子瑜进行了认真的准备。邓子瑜，广东归善（今惠阻）人，与归善、博罗、惠阳等地三合会众有广泛联系。他在香港一面委派会党首领陈纯、林旺、孙稳分别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地聚集党众，一面在港购置械弹，准备亲自沿小道押解入惠州接济起义。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1907年5月29日），黄冈起义已宣告失败，但惠州方面未得到消息，所以仍举旗响应。二十二日（6月2日），陈纯等在距惠州府城二十余里的圩镇七女湖集众百数十人，劫夺防营枪械，杀水陆兵勇多人，宣布起义，并发布反清讨满檄文。二十五日（6月5日），起义军进攻泰尾，该地清军闻风而逃；义军连克杨村、三达等墟。二十七日（6月7日），义军乘胜进攻柏塘、公庄各处，各乡会党纷纷来会，队伍发展到三百余人，声势大震。然后义军分击八子爷、公庄、横刀、梁化，所向无敌。归善、博罗、龙门各处党众继起响应，惠州大震，归善、博罗二县城门均闭。惠州协统两次派兵往御，均被击回；继调横沥巡防营管带洪兆麟至柏塘，自二十九日（6月9日）至五月二日（6月12日），亦多次被义军所败。三日（13日），洪兆麟带队赴八子爷地方，为义军在山凹突击，洪中枪坠马，所部死伤极重。消息传出，广州震动。两广总督周馥电调李准由黄冈驰援惠州。李部由澳头登岸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坚持战斗10余日，多次击败清军。但终因黄冈起义已失败，他处亦未响应，惠州义军孤立无援，不能坚持战斗下去，遂将队伍移到梁化圩附近，将枪械埋于地下，队伍自行解散。
3钦廉防城起义
三十三年（1907）春，广东钦州三那墟（那黎、那彭、那思）人民因糖捐繁重，举绅耆数十人向府吏请求蠲减，府吏反将代表囚禁。于是乡民推当地富绅刘思裕为首领，组织“万人会”，举行抗捐起义。钦（州）廉（州）道王秉必派兵镇压无效，遂向省吏请兵。粤督周馥乃派统领郭人漳率兵二营、标统赵声率兵一营，会同当地清军镇压，刘思裕及众多乡民惨遭杀害。于是三那乡民派代表到河内，请孙中山予以援救。孙中山即派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前往钦州主持起义事宜，复派黄兴前往钦州郭人漳营、胡毅生赴廉州赵声营策动清军响应。王和顺受命后即到三那地区，与当地起义群众会合，伺机进取后得知防城清军有反正之意，乃请示孙中山在防城发动起义。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王和顺率二百余人首先在钦州王光山举义，发布《告粤省同胞文》及《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宣示起义军“誓当与我国民披坚执锐，共冒矢石，以驱丑胡，以立新国”。二十七日（4日）王率部攻防城，得清军刘辉廷、李耀堂两哨官内应，次日义军进入防城，杀知县宋鼎元等；军队在城内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居民皆燃爆竹庆贺，异常鼓舞，相继加入义军。革命队伍很快扩至三千人。在这里王和顺再发出《告海外同胞文》，号召海外同胞响应和支援祖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作出贡献。攻克防城的当天，王和顺命少数人留守防城，自率主力进攻钦州城。本来黄兴早已潜入钦州，策动清军倒戈内应。不料至时郭人漳却借故变卦，且唆使义军转攻广西南宁，企图使这支仅有数百人的革命武装在驻有重兵的南宁城下自蹈危机。革命军进攻钦州受阻，八月一日（9月8日）开始进攻灵山城。因攻城器具缺乏，战至次日，城仍未攻下。清军乘势出城反扑，革命军只得且战且退；这时郭人漳又重新攻占防城，使革命军腹背受敌。八月七日（9月14日），王和顺被迫解散革命军，自率二十余人返越南境内，余部退往边界山洞和十万大山。
4镇南关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六月间，孙中山先委任同盟会员关仁甫为“中华民国西军都督”，负责镇南关军事。关仁甫与镇南关清军管带黄瑞兴、边防统领总教练官易世龙及龙州厅幕友陈晓峰等人取得联系，并允俟起义时为内应。但不久事泄，易、陈二人被害；关仁甫以经营失败退回越南。是时王和顺从灵山败归，孙中山复命他继续经营镇南关军事。王于十月五日（11月10日）前往那模与早同革命党有联系的凭祥土司李祐卿会合，议定于十三日（18日）晚率所联络之游勇夺取镇南关炮台。然桂省绿林、游勇原分两派，王属绿林出身，而枯卿所部游勇不听王调度。王只得退归河内。孙中山接着派同盟会员黄明堂、失仁甫继续到镇南关策动起义。明堂、仁甫向系游勇首领，李枯卿事前又早与关上守兵联络成熟；故十月二十七日（12月2日）黎明，明堂等率那模村乡勇80人，快枪42杆，循山背间道向关上右辅山炮台攻击，守兵百余人略事抵抗，即相率投降。镇南、镇中、镇北3座炮台陆续为义军所占领，附近游勇来投者，不绝于道。次日孙中山偕黄兴等来到镇南关右辅山炮台，亲临指挥。二十九日（12月4日），清参将陆荣廷率军来犯。义军奋勇抗击，孙中山亦亲自开炮轰击敌军；陆荣廷损兵折将，未能夺回义军阵地。孙中山鉴于镇南关炮台难于进取，台上枪炮又陈旧不堪遂命黄明堂坚守炮台，他本人则偕黄兴等回河内筹款集械，俟械弹一到即进攻龙州。孙等离开镇南关后，敌人的援军蜂拥而至，对革命军进行围攻。黄明堂率部与龙济光、陆荣廷部清军激战，肉搏相持七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于十一月五日（12月9日）撤离镇南关。
5钦廉上思起义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请求，将孙中山逐出安南。孙临行前命同盟会负责人之一胡汉民驻守河内机关部，指示黄兴再入钦廉发动起义。黄受命后，向法商购得匣子枪数十支，又得香港革命党人冯自由等运到的一批枪械的接济，遂组织旅安南华侨二百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908年3月27日）向钦州进发。二十七日（29日）下午义军抵小峰，遇清军一营依山堵击。黄兴佯败，引清军离山上阵地，然后分兵三路包抄，将清军一举击溃。次日再败清军一个营。二十九日（31日），义军在大桥击溃清军两个营。三月二日（4月2日），义军占据马笃山，清军管带龙某率兵三营来攻；义军居高临下，且顽强奋战；黄兴身当前敌，亲发枪将龙某击落马下，于是敌3营尽溃。义军自起义与清军计接仗四次，全部获胜，缴获快枪四百余杆，弹药无算。义军声势日盛，拟乘胜取道那楼、大录诸地向桂边进攻。清军统领郭人漳等部三千余人尾追不舍。黄兴机智地命部队夜间用炸弹突袭敌营，使清军自相惊扰，不战而退。
此后，黄兴率义军纵横于钦、廉、上思一带，坚持战斗四十余日，数千清军疲于奔命，令钦廉道龚心湛“闻风而傈”，频向粤督告急。在同盟会领导的各次起义中，这次起义是战绩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孙中山赞扬黄兴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但是由于革命军孤军深入，长期转战，没有根据地为依托；同时黄兴亦未接受防城起义时受骗的教训，仍把接济弹药的希望寄于郭人漳身上，而郭则再次违背原已答应接济弹药相机反正之约，且疯狂地向义军进攻。结果终因补给十分缺乏、军心涣散，无法坚持下去；于是黄兴被迫下令队伍解散，一部分退回安南，大部分仍退回十万大山。
6云南河口起义
孙中山在指示黄兴入钦、廉发动起义同时，令黄明堂会同王和顺、关仁甫策划云南河口军事，以应援黄兴的行动。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4月），关仁甫先入云南，游说清防营及铁路巡警等响应起义。四月一日（4月30日）凌晨，黄明堂等率所部百余人从安南边界渡河袭攻河口，清军防营一部起义响应，经过两小时战斗，占领河口。旋进取半山四炮台，经激战，清军管带黄元祯率部先降，且反戈助战，至午后四时清河口副都办王镇邦被击毙，河口四炮台皆为义军所有，缴获快枪千余枝，子弹无算。黄明堂即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严申军纪；义军秋毫无犯，居民悦服，远近归附者络绎不绝，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大振。关仁甫于三日（5月2日）率众四百人左趋蛮耗，拟上个旧，并合临安周文祥之兵，以攻蒙自；四日（3日）与清军管带柯树勋所部二百余人相遇，清军不战而走，降者数十人，驻霸西清管带李开美也率众反正，义军遂占领新街。五日（4日），王和顺率起义军从河口出发沿铁路进攻，先有清军李兰亭部一营归诚，继又招降黄茂兰部两哨，遂占领南溪。时开广镇总兵白金柱奉云贵总督锡良命，带兵4营到八寨。王和顺闻报，乃分兵袭取古林菁，以牵制白军，而白军来降者百余人。义军本可乘胜进克蒙自，但因粮弹不济，只得暂驻原地停止进击。
英国制造的双桅单烟囱“致远”舰为数众多的清兵反正，是起义迅速胜利的原因之一，但随之而来的也给起义的发展带来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听号令。孙中山见河口前线缺乏得力主将指挥，又适黄兴从钦州返安南，遂电委黄兴为云南革命军总司令，节制前线各军。黄六日（5日）从海防乘晚车入河内，八日（7日）即乘早车上老街，赴前敌督师。他至河口后，见军事状况“疲玩不振”，力促黄明堂迅速增兵，沿滇越铁路进攻昆明。黄明堂以粮食缺乏，犹豫不决；黄兴不得已，亲率一军前往袭取蒙自。但是“将士多不听号令”，行军未及一里，“各兵群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克强再三抚慰无效”。再行半里，兵士纷纷溃散。黄兴深感“本身非有基本军队不能指挥他军”，遂决计回河内，组织基本队伍，然后再赴前敌。不料十二日（11日）黄兴自河口返安南，甫到老街即被法国当局扣押，旋被驱除出境，法当局且明令禁止起义人员及粮械从安南进入云南。
此后，义军进入困境。清云贵总督锡良乘机调集军队向义军反扑，委道员方宏纶为全军总统，白金柱督办全省军务，他本人则亲赴临安居中策应。白金柱由蒙自分兵两路沿铁路线进攻，进至蛮耗的义军左队关仁甫部原清降兵，闻清军到来，立即哗变；关部损失惨重，只得退守河口。四月（5月）下旬，清黔军二营、川军二营、桂军三营络绎而至，向王和顺大营进攻；王与清军在泥巴黑附近相持二十余日，义军渐处劣势。二十三日（22日），王和顺亲至河口与黄明堂相商，双方议定义军全数开赴普弭府，袭取思茅为根据地，然后徐图进取昆明，并确定两部开至巴沙会合，再相机进取。但黄明堂部先到巴沙，未等王和顺兵来临即先自出发，在下田房与清军大队相遇，败后退回河口；王和顺闻讯也只好向河口退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义军诸首领经商议确定行动方针为“保全队伍，移师桂边，再作后图”，故义军全数撤出河口；四月二十七日（5月26日）清军占河口。黄明堂等率军六百余人撒至安南境内，拟再转进桂边，结果被法殖民当局强行缴械，被遣散到新加坡等地。历时一月的河口起义最后失败。
三、皖浙起义
当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在华南发动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之时，光复会领导人在安徽、浙江也打响了反清的枪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陶成章的协助下，徐锡麟在绍兴设立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光复会的革命机关，招收金（州）、处（州）、绍（兴）三府各县会党头目来校受训，规定凡入校学员均属光复会员，卒业后仍归学堂领导人统辖和节制。为打入清政府内部，掌握军权，徐锡麟又赴日学习军事，因眼近视而未果。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捐资为道员，分发安徽，得到巡抚恩铭重用，任安徽武备学堂会办，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与陈伯平、马宗汉等密谋革命。这期间，徐锡麟还与归国主持大通学堂的秋瑾保持联络，并与浙江同时发动义举。
秋瑾（1875～1907）字珞璀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她目睹民族危机深重，决心献身救国事业。光绪三十年（1904），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到日本留学，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年冬归国，加入光复会。三十一年（1905）春复去日本，加人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议员和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同年冬，为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愤然归国。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发刊《中国女报》。三十三年（1907），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联络金华、处州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约于六月上旬（7月中旬）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然后分兵进取南京，进而占领江苏、安徽、浙江各省要地，再图发展。
五月（6月）间，绍兴会党过早地暴露了形迹，清政府已有觉察，到处缉拿革命党人。徐锡麟见事机已败露，决定铤而走险。五月二十六日（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甲班学员举行毕业典礼；该日上午八时巡抚恩铭以及省文武高级官吏前来祝贺。典礼开始后，陈伯平首先向文武官员坐席掷一炸弹，未爆炸。接着徐锡麟持双枪向恩铭射击，恩身中七弹，后经抢救不治死于抚署内；清吏遇变如鸟兽散。徐锡麟复拍案对众大呼：“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快从我革命!”学生们愕然不知所措。徐遂率徐伯平、马宗汉等三十余人攻抚署。旋转至军械所取械，结果被清军包围，双方激战六小时，陈伯平战死，徐、马等二十余人被捕。受审时，徐自称“革命党首领”“专为排满而来”，慷慨陈词，视死如归，当晚英勇就义。皖省起义的失败牵连到绍兴大通学堂。秋瑾得知安庆败讯后，即焚毁名册，掩埋枪弹，疏散党人；她本人则坚持不走，决计以身殉国。六月初五（7月14日），浙江巡抚张曾歇派清兵往大通学堂，捕去秋瑾等六人。次日秋瑾英勇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受皖浙起义的影响，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下旬（1908年11月中旬），岳王会成员熊成基利用新军，又在安庆发动了一次起义。熊成基（1887～1910）又名承基，字味根，江苏甘泉（今江都）人。光绪三十年（1904），入安徽练军武备学堂练军班当学兵，参加革命团体岳王会。次年入江南炮兵学堂学习。三十二年（1906）任江宁陆军第九镇炮兵排长。三十三年（1907）由南京调回安庆，先任马营队官，继任炮营队官，参加光复会，并负责主持岳王会，在军队中发展革命力量。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消息传到安庆，熊成基认为这是起义的极好机会。二十六日（19日），他召集党人会议，众议决当晚举行起义。晚九时，熊成基率马炮两营千余名新军起义，进攻安庆。经一昼夜激战，因城内已有防备，起义军未能破城。二十七日（20日），清水师提督陈从周率舰五艘，炮轰起义军；端方从太湖派兵七营向安庆进逼。起义军三面受敌，战至晚十时，被迫向集贤关、桐城方面突围出走。突围中，起义军又遭到清提督姜桂题部追击，义军退至庐州时，余部已不足百人，于是只好解散队伍。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革命派转化清朝新军用以反对清政府的开始，标志着新军革命新阶段的到来。
四、广州新军起义
同盟会在发动西南边境起义时，部分革命党人已投身新军队伍或各军事学堂，着手运动军队，但当时党人依恃的主力仍为会党。河口起义失败后，他们感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节制，于是转而以运动新军为重点。在广州最早拟利用防营发动起义的是朱执信。朱执信（1885～1920）原名大符，广东番禺人。光绪三十年（1904）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多次为《民报》撰文，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改良主义，三十二年（1906）回广东，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之后，同盟会员葛谦等也深入广州防营中发展革命组织。三十四年十月（11月），朱执信、赵声等集会，拟乘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之机，依靠葛谦等所能掌握的防营力量发动起义，但因计划泄漏而失败。这次事件前不久，倪映典来到广州。倪映典（1885～1910）一名瑞，字炳章，安徽合肥人。光绪三十年（1904）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毕业后复入炮兵学堂，三十二年（1906）任江南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参加同盟会，后在军中的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只得离军南行，因赵声的关系得任新军炮兵二营右队二排排长。他以此为掩护，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向下级军官和士兵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宣统元年五六月（1909年6、7月）间，广州同盟会负责人赵声、朱执信、倪映典、张醁村、胡毅生、陈炯明、莫纪彭等开会决定：由倪映典联系新军各营，张酥村联系巡防各营，胡毅生联系农村会党，而由赵声总其成。八月以后，倪映典因受到清方注意，便请假辞职，专门从事新军的发动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同盟会在广州新军中的力量有了长足进展。当时广东新军计有：步兵第一、二两个标（团），炮兵第一、二两个营，辎重兵一营，工程兵一营，学兵营一营，除第二标和学生营驻北校场外，余均驻在广州东北郊的燕塘；另有巡防新军七营。到这年冬，广州新军已有不少人加入同盟会。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下设筹饷、军事、民事、宣传各组。不久，倪映典自广州至香港，报告运动新军情况，南方支部遂电邀黄兴、谭人凤、赵声来港，“共图大举”。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1910年1月29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事大计。二十六日（2月5日），倪映典再到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工作，共同商定于农历元宵节前后发动起义。
不料这时广州发生了意外事件：三十日（2月9日）中午，二标二营士兵胡应元原先在城隍庙前绣文斋定刻图章、名片，托同营士兵华宸忠代取，因为争论价格，发生口角，老城第一局警察上前干涉，以至动武互殴，后警察拘押了八名新军士兵。消息传到军营，兵士怒不可遏，百余人持械包围了警署，索回被押士兵。当晚，倪映典知事态严重，即赴港向南方支部报告，要求提前发难，经商议决定正月六日（2月15日）举义。但倪离广州后，新军处于群龙无首的自发状态，被押士兵回营后大讲警察如何蛮横无理，凌辱新军弟兄等情事。党人士兵闻言大愤，于宣统二年正月初一（2月10日）自动携械入城，逢警察即打，并捣毁几处警署。两广总督袁树勋闻讯，立令教练处长吴晋、新军协统张培爵弹压。当日张率宪兵至二标，一面集合兵士训话，同时暗中派宪兵会同官长将二标各营的枪机拆卸、子弹收检，从后门运至城内；为防止事变，下令初二不放假，禁士兵外出。一标及炮营党人得知二标枪机、子弹被缴消息，十分愤怒。于初二（11日）晨纷纷夺门而出，往协司令部、军械房、讲武堂等取枪械及子弹，准备立即起义。初三（12日）从香港赶回的倪映典发现新军士兵已纷纷作好了战斗准备，群情愤激，难以抑制，于是当机立断，即率炮兵第一营首先起义，接着步兵、辎重、工程各营士兵纷起响应，共集合三千人，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倪与士兵齐对天宣誓：“愿为革命战死。”随后即分三路向广州城推进。起义军主力抵达牛王庙时，清防营统领吴宗禹已率所部三营在此扼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这时，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等人到阵地前，传呼请见。倪与童是安徽同乡，而李又曾加入同盟会；倪以为他们是来蹉商反正问题的，遂释然不疑，独自一人入清营。当倪从清营走出回本阵地时，清军突然开枪，当即被击毙。倪牺牲后，义军失去领袖，造成很大混乱，但余下的部队仍坚持战斗至深夜，后因子弹罄竭，无法抵御，终至溃散。次日清军四出搜剿，义军被俘百余人。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巨大。它证明清朝统治的工具新军，通过革命党人的工作，确可转化为革命的力量，从而大大增强了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五、黄花岗之役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的许多干部产生了悲观情绪。当时在美国活动的孙中山洞察到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正在激化，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于是积极推动同盟会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举行秘密会议，讨论继续发动起义的有关问题。经过统一思想，会议决定：筹集巨款，以新军为骨干，联络防营、警察与会党，并聚集同盟会的主要精干力量，在广州发动起义，然后北伐推翻清王朝。
十二月十八日（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义的筹备工作。月底成立了作为起义领导机关的统筹部，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下设8稞：一、调度稞，负责运动新旧军队，由姚雨平任稞长；二、交通稞，负责联络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路，赵声兼稞长；三、储备稞，负责购运军械，胡毅生为稞长；四、编制稞，负责草定规则，陈炯明为稞长；五、秘书稞，负责文件，胡汉民为稞长；六、出纳稞，负责出纳财政，李海云为稞长；七、调查稞，负责侦察敌情，罗炽扬为稞长；八、总务科，负责其他杂物，洪承点为稞长。接着各稞均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一是筹饷购械。槟城会议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即分赴海外各地，向广大爱国华侨演说革命形势，募集起义经费，在侨胞的慷慨资助下，共收义捐157213元，超过了孙中山原计划募款13万元的设想。同时党人又分别到日本及南洋各国购置枪枝弹药，潜运到广州城内各秘密机关。二是组织起义力量。除分派革命党人去长江流域各省联络党人响应起义外，重点派专人发动广州新军、防营、巡警以及联络番禺、南海、三水、顺德、惠州等地会党参加起义。考虑到以往历次起义中临时联络的军队、会党常不听指撵的教训，这次特精选一批青年党人及志士组成一支“先锋”队，充当敢死队，其任务是首先在城内发难，打乱清政府在广州的指挥机构，夺取军械库，打开城门，引入驻在城外的新军，一举占领广州，这支先锋队初定为五百人，后增定为八百人。国内外志士得到要组织“先锋”的消息，抱定以身殉事业的决心，争相踊跃赴义。党人方声洞、林觉民等不少人写下了遗书。向亲人诀别。三是派人潜入广州，先后设立大小机关三十八处，作为党人活动及储存枪械的据点。各项起义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黄兴于宣统三年三月十日（1911年4月8日）主持召开了统筹部的发难会议，决定十路进攻计划；因赵声曾任新军标统，有着丰富的军事学识和指挥经验，故确定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定下十五日（3月13日）发难。不料就在统筹部开会之际，州城内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枪杀清署理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且吴镜由香港运炸弹至广州又为清兵查出被捕，清广东当局因此加强了戒备；加之美洲华侨的捐款及由日本购进的部分枪弹也未送到。统筹部有鉴于此，乃将发难日期推至二十八日（4月26日）。黄兴于二十五日（23日）亲至广州主持起义事宜，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小东营5号建立起义指挥部。考虑到购置的枪械尚未运到，黄兴将起义日期改为二十九日（27日）。但此时清广东当局对起义计划已有所闻，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加强了防范和戒备，有些储存枪支、炸药等的重要据点相继遭到清方军警的袭击和破坏。面对这种情况，党人对是否按期举义出现了分歧：陈炯明等主张缓期再举；林文等主张立即起义。在众说纷纭面前，黄兴考虑到这次起义经过党人精心准备，动员了党内的众多骨干力量，筹集了较为雄厚的财力、物力；而当时改期实际等于取消，会造成消极的思想影响，黄兴和部分党人下决心拼个人的一死来酬答国人，决定如期发动。当晚黄兴电告总部要赵声速令先锋队员前来参加次日的起义。接着黄兴召集会议讨论发难事项，发难时间定在次日下午5时30分。鉴于人员已减少的实际情况，将原定十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队攻打两广总督署；姚雨平率队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新军与防营人城；陈炯明率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二十余人守大南门。但香港方面于晚上10时接黄兴电，因三百多名选锋队员于次日无法到达广州，急电黄兴再展期一日；黄接电后决定不再延期。而第二天起义时，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3路又均未发动，最后只剩下黄兴一路。
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选锋队员一百二十余人，臂缠白布，手持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总督衙门。经过激战，起义军击毙卫队管带，打退了负隅顽抗的督署卫队，一举冲进署内。总督张鸣岐早由后壁逃至水师行台，与水师提督李准一起部署兵力，围攻起义军。黄兴下令焚烧总督衙门，随后转攻督练公所，途中遇李准的亲兵大队，双方展开激战，旋突围而出。这时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徐维扬率花县党人攻小北门，接应新军；川、闽及南洋党人攻打督练公所；黄兴一路出大南门，接防营同志入城。攻小北门的一路在源盛米店、司后街等处与清军交战失利，转攻飞来庙又未成功，大部分壮烈牺牲。攻督练公所一路与防营发生激战，喻培伦胸前挂一筐炸弹，所向披靡，弹尽被捕，其余先锋也或死或伤。黄兴一路行至双门底，与同志温带雄部相遇，因温部未带白巾，致误会交火，温带雄及方声洞等牺牲。在战斗中，黄兴右手中、食二指被打伤，但他仍英勇奋战，率众且战且前，直到后来队伍被打散，他一人躲入一小店化装后出城到女同志徐宗汉所在机关，后返抵香港。起义军经过一夜激战，终因敌众我寡而失败。战斗中英勇牺牲或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八十余人。事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多方设法，收殓牺牲的烈士遗骸七十二具，合葬于广州城郊红花岗，并改其名为黄花岗。因此，后来称这次起义为黄花岗之役。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广大党人在起义中表现的牺牲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各地的革命志士，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