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5年，君士坦丁大帝自觉将不久于人世，便将儿子和侄儿唤到身旁，出于对他们的溺爱，而将自己所建立的广大帝国划分成数区，让他们分而治之。长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得到了帝国的西部——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次子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获得东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三子君士坦斯（Constans）则获得北非、意大利、伊利里亚及色雷斯，包括罗马帝国的新旧国都——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城。此外，两位侄儿得到了亚美尼亚、马其顿和希腊。这位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基督徒皇帝以一生的时间和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恢复罗马帝国的王朝并统一宗教信仰。他的去世（337年）使帝国面临危险。事实上他面对着困难的抉择：他统治的时间不够长，无法保证由一位继承人平安地继位，较之内战，分而治之似乎为上策。
然而内战还是发生了，并且暗杀也使形势明朗了。军队仅听命于君士坦丁大帝诸子。而其他男性亲属均遭谋杀，只有他的侄儿伽卢斯（Gallus）和尤里安（Julian）幸免。伽卢斯体弱多病，来日无多；尤里安年方五岁，也许他的年幼让君士坦提乌斯心软，这才得免一死。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认为是君士坦提乌斯谋杀了这些人。君士坦提乌斯又与波斯重启战端，事实上这是自马拉松一役以来，东西之间一直未彻底平息的一场战争。他的兄弟则在阋墙之争中分别丧命，君士坦提乌斯因此成了唯一的皇帝（353年），并回到君士坦丁堡。顽固、正直、专心但能力不足的他，统治着再度统一的帝国。他太过多疑而郁郁寡欢，太过残暴而不能受人爱戴，太过自负而不能成为伟人。
被君士坦丁大帝称为“新罗马”的城市，在他去世前便已这样命名，该城于公元前657年由希腊移民建立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畔。它以拜占庭之名闻名于世达1000年之久，而拜占庭一词便一直被用来命名其文明及艺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都可与之相比。1807年，拿破仑在蒂尔西特（Tilsit）时曾称它为世界的帝国，并拒绝将其让给企图占有它的俄罗斯。这个城市的统治者可以随时关闭东西方之间交通的大门；这里是各大洲商业交会之地，也是万邦产物屯存之处；这里一军当关，可以击退波斯的绅士、东方的匈奴（Huns） 、北方的斯拉夫人及西方的野蛮人；这个城市三面环水，奔腾的水流可为天然防御屏障，靠陆地的一面可以靠坚固城墙据守；而金角（Golden Horn）——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个静静的海口——则是战船及商船躲避袭击或暴风雨的安全港。希腊人称这海口为“克拉斯”（Keras），即“角”之意，可能因其形状似角；金则是后来加上的，暗示鱼货、谷类及贸易带来的财富。这里大多数人是基督徒，仰慕东方王朝的盛景久矣，一位基督徒皇帝可以享受公众的爱戴，这是罗马城的元老院及非基督徒民众不会给他的。千年以来，罗马帝国在这里躲过了涌向罗马城的野蛮人浪潮；哥特人、匈奴人、汪达尔人、阿瓦尔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俄罗斯人相继威胁着这个新都，但都失败了。在那千年之中，君士坦丁堡仅有一次被攻占，那是被喜爱黄金胜过十字架的基督徒十字军攻占的。在穆罕默德之后的800年间，它抵挡了袭向亚洲、非洲及西班牙等地的穆斯林浪潮。在这里，出人意料地，希腊文明竟能绵延下去，坚韧地保存其古代宝藏，最后传递给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及西方世界。
324年11月，君士坦丁大帝带着随从人员、工程人员及神职人员，从拜占庭港越过周围的山岭，去划定新都的地界。有些人惊奇于他何以划出那么大片的土地做新都，他回答说：“我将继续前进，直到先我而行，不可见的上帝停下来。”他尽力而行，以使他的帝国计划获取人民的支持及基督教会的衷心拥护。
“为了听命于上帝的旨意”，他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工人和艺匠营建城墙、碉堡、行政大殿、宫殿及住宅；广场及街道都饰以喷泉和柱廊，同时从帝国内近百个城市中，征集著名的雕刻品作为装饰。此外，为了防止一般民众的暴乱，他下令建立一个华丽而广阔的竞技场，民众对于竞赛和赌博的爱好，可以得到尽情发泄，其规模仅没落中的罗马城可相比拟。“新罗马”于330年5月11日，正式被奉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此后每年这个日子，都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异教信仰正式终止，基督教信仰的中古时期正式开始。东方在精神上击败了物质上获胜的西方，此后将统治着西方的灵魂。
君士坦丁堡建都后不到200年，便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美丽和最文明的城市，从此享有这一盛誉达1000年之久。337年时它的人口约5万，400年时约10万，500年时已近100万。一项官方文件（约450年）记载该城共有5处皇宫、6处宫女宫殿、3处显贵宫、4388座大厦、322条街道、52条柱廊、1000家店铺、100处游乐场所，另外还有很多豪华澡堂、装饰华丽的教堂和壮观的广场，这些都可以说是古典世界艺术的博物馆。君士坦丁广场（Forum of Constantine）呈椭圆形，两端各有一扇拱形门可供出入，四周都是柱廊和雕像，北面是庄严的元老院，中央耸立着著名的斑岩石柱，高达120英尺，顶端是阿波罗神像，据说是希腊著名雕刻家菲狄亚斯（Pheidias）的杰作。由于时代久远且遭受过火焚，这个建筑现以“烧焦的石柱”之名（Burnt Pillar）为人熟知。
从这个广场向西，有一条宽广的中道（Middle Way），两旁是宫殿和店铺，还有列柱，中道经过市区，通往长1000英尺、宽300英尺的奥古斯塔（Augusteum）广场，其名用以纪念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这个广场的北端耸立着圣索菲亚教堂，东边是第二座元老院，南面是皇帝的主要宫殿及巨大的公共澡堂，内有数百尊大理石和青铜雕像，西端是一座圆顶纪念碑——称为里程碑——以这里为中心，向外辐射着许多大道（某些迄今仍可通行），连接着首都和各省份。在这里，也就是奥古斯塔广场之西，便是大竞技场之所在，其与圣索菲亚教堂之间，是恢弘的皇宫，一个复杂的大理石建筑物，周围是占地150英亩的花园和柱廊。城里和市郊散布着贵族们的宅第。在狭窄、弯曲和拥挤的街巷旁是商人的店铺，以及一般民众的住宅。中道的西端，穿过君士坦丁大帝墙（Wall of Constantine）的一座金门（Golden Gate），面向着马尔马拉（Marmora）海。海岸三面都矗立着宫殿，水中荡漾着宫殿壮丽辉煌的倒影。
拜占庭的上层人士主要是罗马人，其余绝大多数为希腊人，但他们都自称是罗马人。官方的语言是拉丁语，但希腊语仍为一般人所采用，到7世纪时甚至取代拉丁语而成为官方语言。在大贵族及元老院议员之下是地主阶级，他们时而住在城里，时而住在乡村农庄，被上面这些人鄙视。在财富上与地主们不相上下的是商人，他们以君士坦丁堡及其内地的物品与世界各地交易；在这阶层之下是庞大的政府官员；再下是小店主和各行各业的工头；更下则为大群自由劳工，既无投票权又吵吵嚷嚷，受制于饥饿和警察；竞技、比赛及每天8万份的谷物或面包救济，可使他们安静下来。最低阶层是奴隶，人数较恺撒大帝时的罗马城为少，由于君士坦丁大帝的立法及教会的影响，这些人受到了较为仁慈的对待。
自由的人们会定期放下工作，涌向竞技场。这个圆形的竞技场，长560英尺、宽380英尺，可以容纳3万到7万名观众，场内有一条椭圆形的壕沟。休息时，观众可以在一条长2766英尺、有荫凉庇护、有大理石栏杆的大道漫步。沿竞技场的中心线竖立着雕像。中心线是一道低墙，贯穿竞技场的中央地带。这广场中央耸立着取自埃及的图特摩斯三世（Thothmes III）方尖碑；其南面矗立着由三条青铜蛇缠抱的一根石柱，它原来耸立在希腊的德尔菲（Delphi），以纪念希腊布拉底（Plataea）一役胜利击败波斯军队（公元前479年）；这两座纪念碑迄今仍然在那里。皇帝的包厢5世纪时曾以4匹镀金铜马装饰，这些马是希腊雕刻家利西波斯（Lysippus）的作品。全国性的节庆活动都在这个竞技场举行，节目有游行、体育比赛、奇技表演、捕兽和斗兽、珍禽异兽展览等。希腊传统和基督教情操的融合，使君士坦丁堡的娱乐项目没有罗马城那般残酷。在这个新都，我们看不到人与人残忍角斗。但是让节目达到高潮的24匹马及战车竞赛是典型的罗马式假日娱乐。骑士和御者分成蓝、绿、红、白四队，分队的依据是雇主和服饰；观众——事实上是整个城里的居民——也同样分成四队；最引人注目的蓝、绿两队，在场内竞相高喊，有时竟然在街上举刀相向。一般民众唯有在竞赛时才得以吐露心声，这时他们可以向统治者提出请求，要求改革，谴责恶吏，有时甚至指责高高在上的皇帝本人，而皇帝则可以在护卫保护下从场内的座位直抵皇宫。
除此之外，一般平民在政治上是毫无力量的。继承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宪章的君士坦丁宪章，显然还是以王权为重。在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城的两个元老院有审议、立法、判决之权，但常被皇帝否决；他们的立法职能大体上都被皇帝的顾问委员会（sacrum consistorium principis）所取代。皇帝本人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就可以立法，他的意愿便是最高法律。在皇帝看来，民主制度是失败的；民主终于毁在由民主建立的帝国手中；民主制度也许可以治理一个城市，但却不能治理100个不同的国家；民主使得自由变成放纵，又使放纵演变成混乱，直到最后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生活受到威胁。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两位皇帝得到的结论是：要恢复秩序，唯有将高官限由公爵和伯爵担任，选任的标准不再是出身，而是由具有完全责任和权力的皇帝直接任命。皇帝华服加身，不可亲近，不但粉饰着东方的浮华排场，而且获得教会的加冕与拥戴，从而更显得神圣非凡，不可侵犯。这种制度可能是出于形势的需要，因为除了毕恭毕敬的从臣的忠告和对暴毙的恐惧外，皇帝不受任何制约。它创造了极为有效的行政和司法组织，并使拜占庭帝国得以延续1000年，付出的代价却是政治停滞、民众萎缩、宫廷政变、帝位之争，这一切使帝位偶尔为能者所得，但很少为正直者所得，经常是缺乏道德原则的冒险家、寡头主义者或是愚者坐上帝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