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生活在我们西班牙的卓越天才真不少。”塞万提斯在1584年这样写道。当时或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是这些天才中最伟大的一位，他还未写《堂吉诃德》一书（1604年）。稍后，“黄金世纪”（1560—1660年）便进入全盛时期。
究竟是什么引起这次文化的爆发，使文学和艺术的灿烂交辉？或许是西班牙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多次胜利——美洲的征服和剥削，西班牙在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印度等地的权势和利润，及在西班牙本土战胜摩尔人和在莱潘托战胜土耳其人。在西班牙人的危机已相去甚远的今日，我们很难了解，那些多姿多彩岁月中的危险和成功如何燃起天主教信仰的热情，从而使大部分西班牙人对他们的血统和对他们的宗教一样引以为荣。检查制度和宗教裁判所，我们或许会觉得令人窒息，但在十字军抵抗伊斯兰教的战争中，为了国家的统一，却被政府视为必须采用的手段。那些被禁止逾越神圣教义的西班牙人，却在狭窄的领域内翱翔于小说、诗歌、戏剧、建筑、雕刻、绘画等至高无上的境界。
这也是一个属于耿直的学者们和大胆的历史学家们的时代，是一个属于神学、政府、法律、经济、地理、古典文学、东方研究等各种著名著作的时代。博学的亨利·哈勒姆评论说：“菲利普二世治下的西班牙，在学术上远超出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确实，教育更加普及。穷人和富人一样进入大学就读，这个时代有20所新设立的大学加入那些闻名遐迩的大学行列。萨拉曼卡（Salamanca）一校，1551年时即拥有学生5856人。“除了作家之外，没有一个人能自称为绅士。”国王、大臣、贵族和高级教士们都慷慨地资助学者、诗人、艺术家和音乐家。然而，白璧之中也有微瑕：教会严格地监视着每位教师，而菲利普二世本人，为了保持西班牙大学的完美及西班牙人在神学方面的净化，除了科因布拉、博洛尼亚和罗马等地的大学外，禁止西班牙青年进入任何其他的外国大学。“黄金世纪”之后，这种知识上的垄断，可能已在西班牙的文明不育症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此时，两位著名的耶稣会教士进入历史的画面，一位是巴尔塔萨·格拉西安（Baltasar Gracian），他是塔拉戈纳一所耶稣会学院的校长，曾写过一部3卷的小说《评论》（El Criticón），描述一位西班牙绅士在圣赫勒拿岛乘船触礁，在那里发现一名孤独的土人，并对他加以教导（这或许是《鲁滨孙漂流记》故事的蓝本？），之后他们一起旅行世界，对欧洲文化进行深刻的批评。他们的悲观主义和对女性的憎恶颇得叔本华的好感，他把这称为“世界上最好的书籍之一”。一位朋友从格拉西安的著作中摘出了300个段落，印成《处世名言和艺术》（A Handy Oracle and Art of Worldly Wisdom），因而使他名闻国际。这书的很多译本中有一本是叔本华所译。下面是一些名言的例子：
勿光芒震主……高傲常为人忌，最高傲者受忌也最深。当小心掩饰你的美德，如同掩饰你的美丽。
平庸加勤劳胜于卓越但懒散。
幸运有路，智者的一切并非完全得自偶然。
完美不在于量而在于质……有人用数量衡量书籍，殊不知言贵精而不在多。
像少数人那样思想，像多数人那样说话……惟少数深思者得近真理……让智者常保沉默；自认宜于说话时，出语也当深思。
当知如何说“不”……切莫断然否决，因是非殊难肯定……用谦卑恳切填满拒绝的空处。
处世深者不轻信。
加上一句话易如反掌，收回一句话难如登天。
这时西班牙历史学家是欧洲最卓越的。菲利普二世将官方文书和其他文件，广泛地收集在他位于西曼卡斯（Simancas）的档案处，他说：“因为编年和历史学家对国家事务所知甚少，而那又是人所渴望知道的，为了免除这个缺点，我将一切可能用得着的资料集合起来。”自此，这些档案就成为历史学家们的宝藏。耶罗尼摩·朱利塔（Jerónimo de Zurita）在撰写他的《阿拉贡编年史》（Anales de la Corona de Aragón，1562—1580年）时，参阅了数千种原始文件，因而赢得“精确作家”的美名。
西班牙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马里安纳原是特拉维拉（Talavera）一位牧师的私生子。青年时代便离家自谋生活，为了应对贫穷和困乏，他磨锐了他的智慧。那些一向敏于辨识人才的耶稣会教士，给予他严格的教育。他24岁时，他们将他送往设在罗马的大学讲学，稍后，又送他到西西里，而后再送到巴黎。在巴黎，他发表了关于阿奎那的一连串演说，吸引了热情的听众。后来他身体转坏，37岁（1574年）时，他被允退休，回到他在托莱多的教会。残余的49年中，他很少离开住所。在那里，他撰写了一些重要的论文，其中之一引起国际热烈的赞扬，另外一篇《论王国的货币》（“On the Coinage of the Realm”）是一篇大胆攻击莱玛货币贬值的文章，还有一篇《耶稣会当局的谬误》（“The Errors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ciety of Jesus”）未曾付印。最后的40年中，他主要致力于撰写《西班牙史》（Historiae de Rebus Hispaniae，1592年）一书，此书用拉丁文写成，以便欧洲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了解西班牙如何崛起、成为领导和强权国家。在枢机主教班柏（Bembo）的鼓励下，他将此书的大部分译成纯粹的卡斯提语。这是西班牙编史工作中最光荣的成就，叙述生动，文体优美，精于性格描写，而作风坦诚不惧——“生动的记录与冷静的历史最杰出的结合，真是前所未见。”
古老的编年史逐渐变为具有文学和哲学形式的历史著作。这一时代的西班牙小说也历经带有骑士气概和田园韵事的过程，一跃而至小说史上的制高点。骑士的爱情故事仍然很多，从圣·特蕾莎到塞万提斯的每个西班牙人，都渴盼地读着这些作品。对于某些读者来说，这些作品或是对过度强烈的西班牙宗教的一副缓和剂，因为爱情故事的信条是爱，而骑士们效忠的对象并不是圣母玛利亚，而是他们选中或幻想中的淑女。为了保护和拥有这些，他们会击败许多其他的骑士，但并不是破坏上帝或人们的法律。塞万提斯开始写作时，人们对这类故事的疯狂热情正逐渐沉静下来。蒙田和胡安·鲁斯·维维斯（Juan Luis Vives）已经嘲笑过这类作品，而更早之前（1538年），卡斯提的议会就抱怨，浪漫爱情故事“对成人、男孩、女孩和其他人等，为害至大”，而且有很多人“被它们引诱而脱离真正的基督教义”。
另外一种文体也发展到极点。1553年，一位身份不详的作者在《引导盲人的孩子》（Lazarillo de Tormes）上曾写过第一部“恶汉体裁”的小说，将一位有趣的恶汉英雄化，他用违法补救穷困，又用机智补救违法。1599年，马提奥·阿里曼（Mateo Alemán）印行了一本《流浪汉》（Vita del Pícaro Guzmán de Alfarache）。5年后，塞万提斯采取了这两种情绪——骑士们褪色的梦和一般人的幽默智慧——将它们在他那本最著名的，也是最好的小说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