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的国家
每个，每一个，所有，整个。这些无处不在的形容词表现了音乐有这样的力量：它能够把一群人同国家联系起来。每个国家都希望发现和收集自己的音乐；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歌曲所给予的文化遗产；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把本民族的音乐送到国际舞台上，以此颂扬音乐的普世性。个人对世界音乐的认同之路要通过国家；超越了地方层面的文化与历史的十字路口服从于全球的层面。在国家的十字路口上产生的障碍，也是世界音乐地理上的障碍，因为国家既认可形容词的包容力，同时也屈从于形容词的排斥力。在一个国家，并非每一个居民都有机会接触到所有的歌曲。每个族群可能更喜欢自己的音乐，而非整个国家的音乐。一个国家的所有音乐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可以为每种音乐提供足够的空间。国家在十字路口的地位常常得到颂扬，但也会陷入困境。
无论怎么看，国家都处在十字路口。确实，描述世界音乐没有比国家更具共同性的标志和符号了。将世界音乐作为民族音乐来分析，其历史与国家本身一样久远，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与民族主义本身一样久远。赫尔德（见第二章）最早制定了一套词汇来描述世界音乐，他当时就利用了国家的概念。他的词汇很关键，因为那确立了一种正式记录世界音乐的程序，利用这套书写程序，将其从一种口头现象转变为一种民族语言。21世纪初始，记录世界音乐的过程在技术上可能已经很复杂，但是这些过程仍然看重国家，将其看作是世界音乐地图上最稳定的空间。《概览》（Rough Guides）的世界音乐系列丛书，是使用最广泛的全球流行音乐风格手册，以国家作为其组织原则，逐页带着读者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参观世界录音产业（见第七章）。在本世纪之初，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的工具书——比如说10卷本的《加兰世界音乐百科全书》（The Garland Encyclopedia of World Music）和29卷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第二版）——扩展了了解世界音乐的概览工具，同时这些工具书可能增加了概念的类别，但是它们坚决拒绝放弃国家这个概念。
在世界音乐的研究中，国家是本体论的客观事实，即便是在民族主义的含义已经变化的时代亦是如此。当然，民族主义常常可能并不是民族音乐的薄弱软肋。民族主义，无论是积极或是消极构筑的，都加强了民族音乐的排他性。民族主义的音乐不是将国家表征为一个整体，达到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目的，而是要获得更加特定的功能，也许传播有局限性的一套意识形态价值观，或扩大一个统治的族群或精英寡头集团。音乐以一种保存过去、书写当下历史的方法来展示国家。我们见证了“保存国家”的行为，如日本和韩国将其音乐家称作“国宝”，他们的表演和教学必须得到支持，以防止民族音乐传统消失。表现为民族主义音乐的民族音乐可能将一个国家引向战争，或夺走属于别国的领土和历史。学者和政府机构将民族主义的情绪注入民族音乐集，事实上，二者都为一个国家的某些居民创造了空间，同时夺走了其他一些人的空间。民族主义的阴暗面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世界音乐中国家的概念挥之不去。
并不只有国家才塑造民族音乐。音乐，因其表演性（performativity，也译作“述行性”），也能有力地塑造国家。为了说明音乐的这一表演性功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杜撰了术语“齐唱性”（unisonance），即来自全国的人聚到一起共同表演音乐的音乐时刻。安德森齐唱性概念中最重要的是，各个歌手不可能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和全国其他人一起歌唱。齐唱性的时刻可能发生在国家仪式上唱国歌的时候。关于安德森的民族主义，我们可以再加上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参赛曲目在各个国家广播网上播放的例子，播放这些曲目能鼓励每一个人（例如，各种公交上的乘客）一起歌唱。齐唱性有效连接了描述民族音乐的那些形容词，让“每个”人和“所有”其他公民歌唱“整个”国家的音乐。
国民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歌唱的国家。音乐创造所具有的共同经历产生了一种文化亲密感，迈克尔·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称之为民族国家的“社会诗学”。重要的是，有助于文化亲密的，不只是某种音乐体裁（例如民间音乐）或曲目，而几乎是所有种类的音乐：流行音乐，宗教音乐，古典音乐，声乐和器乐，最受尊崇的历史曲目和新近创作的流行曲等。当国家加入它认为是自己的音乐风格的表演时，它便有效地打破了相互排斥的曲目间的樊篱。因为这些理由，民歌进入了交响诗，圣歌变成了国歌。国家的音乐激发了文化的流动性，让人们围绕着共同的经历而消弥了等级差别。
齐唱性和文化亲密感这样的概念说得很清楚，民族音乐根本上也是集体性的。几乎毫不奇怪，合唱团常常以演绎一种彰显民族主义的音乐为己任。例如威尔士合唱团长期以来保留了注重威尔士特性的曲目和音乐会习俗。合唱为使用威尔士语提供了固定的公共场合。威尔士合唱团同时面向蓝领工人和知识分子招收团员，从而代表了威尔士人口的一个横断面。而且，定期表演的场合，如将四季和年度周期仪式化的节日和比赛，获得了独特的威尔士特性，那些特性一直延伸到海外流散地的威尔士社群，如在美国的社群。那里的合唱团成为维持——以及表演——威尔士裔美国人身份认同的主要载体。
合唱运动塑造了国家，但不仅仅是表征国家的问题。合唱运动还能够——在民族主义极度紧张的局势下也能够——动员国民采取行动。在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从苏联独立出来前后，合唱音乐在政治行动中都发挥了特别明显的作用，既有象征作用，也有实际作用。波罗的海地区的合唱运动很强大，以至于常常被描述为“歌唱革命”。民族历史与民族神话交错，令合唱能够凝聚革命力量。人们对歌唱节的记述也许夸大了，但是节日所表达的由齐唱性点燃的革命的社会诗学，则是明白无误的。有一张广泛传播的世界音乐CD唱片，来自“后天鹅绒革命”的东欧，其中的文案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典型的：
你们正在倾听20,000名爱沙尼亚人歌唱。每年都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举办歌唱节。参加者数目庞大：据知有四分之一的爱沙尼亚人参加在塔林举办的这个节日。观众常常参与进来，以四声部和声演唱，将合唱团扩大为好几千人。
（《未封锁》［Unblocked］，1997年，CD1，第12曲介绍）
能否将国民动员起来，也取决于合唱团的流动性。国家合唱团最富特色的活动是巡回演出和参加比赛。民族主义孵化出合唱“运动”，这几乎不是巧合。在比赛中，国家合唱团与其他合唱团一起更新自己的音乐资源，并与志同道合的合唱团员一起参与国家的文化工作。新欧洲的合唱运动的流动性也服务于无国家的少数族裔群体和民族群体。例如，德国的土耳其外来工常常公开表演为合唱改编的曲目，虽然合唱音乐不是土耳其的传统。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场犹太合唱运动在欧洲发展起来，合唱团常常围绕着一座会堂或犹太社会组织的联盟而形成。犹太合唱团因其受关注的程度和流动性而显得很突出。他们四处巡回演出，重新追溯被大屠杀所灭绝的犹太人生活的各大都市在历史上的联系。新德国的土耳其人合唱团和新欧洲的犹太人合唱团并不是试图去鼓动国民。相反，这些合唱团激发了一种对民族主义的反思：无论是包容性的还是排他性的。这些合唱团还提醒我们，无国家的那些族群的合唱音乐也大大有助于塑造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