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
与班戴洛、钦齐奥和纳什等人相对新颖和实验性较强的散文体小说相比，史诗的世系远为显赫。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提供了帝国建立和民族起源神话的经典模式，这些模式都是围绕着主人公的英雄式漫游构建起来的——荷马史诗的主人公是奥德修斯，维吉尔史诗的主人公是埃涅阿斯。15世纪意大利城邦的兴起，以及后来葡萄牙、哈布斯堡王朝和英国对全球霸权的争夺，为史诗诗人提供了在更具当代性的全球视野内重写古典史诗的机会。
最有影响的史诗实践者之一是卢多维柯·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他是常驻费拉拉公国埃斯特宫廷的大使，埃斯特王朝是15世纪最伟大的意大利王朝之一。在史诗《疯狂的奥兰多》（1516）开篇伊始，阿里奥斯托宣称：“我歌颂骑士与贵妇，爱情与战争，高贵的骑士品质，英勇的事迹——全都出自摩尔人从非洲跨海而来蹂躏法国之时。”这是一首回顾往昔、体现骑士精神的诗篇，描述了公元8世纪查理大帝（Emperor Charlemagne）麾下的基督教骑士与撒拉森人的冲突。阿里奥斯托未能提供一个当代色彩更为浓厚的背景，原因正在于到了16世纪初，埃斯特的国力已成强弩之末。埃斯特的贵族在阅读和听人诵读这部史诗之际，可以幻想击败相当于当代的撒拉森人的土耳其人。但这纯粹是一种艺术幻想。到了16世纪，真正具有帝国影响力的不是意大利。
路易斯·德·卡蒙斯（Luís de Cam?es）的史诗《鲁西亚德》（1572）回溯到了年代不算久远的过去，另一欧洲强权葡萄牙帝国逝去的辉煌。卡蒙斯是一名军人和帝国行政官员，这部史诗创作于16世纪中期他在非洲、印度和澳门等地任职之时。《鲁西亚德》以瓦斯科·达伽马于1497年远航至印度一事为中心，神化了葡萄牙帝国在15世纪的崛起。与阿里奥斯托一样，卡蒙斯自称，他的史诗远在古人之上，因为该诗所涵盖的英雄业绩和地理范围——葡萄牙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从未发现的地方建立了功绩和勋业——远逾古典世界。卡蒙斯歌颂“那些著名的葡萄牙人/马尔斯和尼普顿曾为之折服”。这部史诗为文学帝国主义创造了一个文学样板，在整个18和19世纪、欧洲在世界各地从事殖民活动的时代，一直有人模仿它。然而，在16世纪70年代卡蒙斯创作这部史诗之时，葡萄牙帝国已经衰落。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将其吞并，纳入扩张中的哈布斯堡帝国。与阿里奥斯托一样，卡蒙斯的诗歌利用的是昔日的辉煌。
在英国，埃德蒙·斯宾塞和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继承了史诗的传统，但赋予它清教特有的情感。两人都是雄心勃勃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廷臣，渴望通过史诗创作来迎合都铎王朝流行的欣赏品味，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锡德尼的《阿卡狄亚》（1590）混合使用了叙事性散文体和韵律严整的田园诗——田园诗出自阿卡狄亚的牧羊人和乔装改扮的贵族英雄之口——来探讨各式各样的问题，从政治讨论到男女情事和王朝结盟所需要的厉行克制和激情抑制，内容十分广泛；这些问题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政体是非常关键的。埃德蒙·斯宾塞与阿里奥斯托和卡蒙斯一样，也是政府里的行政官员，不过，他的史诗颂扬的是一个实际不存在的帝国。斯宾塞一边写《仙后》（1590—1596），一边代表他的英格兰君主——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满怀热情地在爱尔兰从事殖民活动。在他看来，这位英国君主是“聪明天纵之女神，/优雅风仪与神赐端庄之懿范，/海岛上国之女主贵妇”。
斯宾塞刻意使用古体的英文，叙述一系列人物的冒险事迹，这些人物拟人化地代表了新教特有的价值观，例如信仰和节制。他把伊丽莎白变成了一位值得称颂的“仙后”，并且改造了东方出生的圣乔治为英格兰的主保圣人。但这不过是另一个光荣的神话。就在这部长诗完成之际，伊丽莎白在欧洲已经陷入政治孤立，而且她留下的唯一永久性殖民遗产是为后来几百年中爱尔兰的宗派暴力播下种子。尽管如此，在信奉新教的英吉利民族国家诞生之际，斯宾塞用本国语创作了一部世界性史诗，就此而言，他脱离了更为主流的欧洲传统，极大地影响了弥尔顿的《失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