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喜欢以地理做历史注脚的史学家，如巴克尔（H.T.Buckle）及孟德斯鸠，巴勒斯坦可以说是最理想不过的题材了。巴勒斯坦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从其北面的但（Dan）算到其南面的贝尔谢巴（Beersheba）为150英里，从其西面的非利士算到其东面的叙利亚、阿拉米、亚扪、摩押及以东，宽处为25英里，窄处为8英里。单从其面积来看，谁也不会相信它会在历史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它对后世的影响，不但巴比伦、亚述、波斯赶不上，甚至连埃及或希腊也赶不上。
说来也不知道是好运还是坏运，巴勒斯坦不偏不倚，正位于尼罗河各大都市与底格里斯及幼发拉底河各大都市之间。由于其位置冲要，商业固属发达，战争也难避免。这块地区，自古即成兵家必争之地，因此，一次又一次战祸不断向它袭来。希伯来人周旋于诸大帝国之间，时而向这方面输诚，时而向那方面纳贡，时而被这方面征服，时而被那方面占领。巴勒斯坦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及埃及的磨心，这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熬炼。通过《圣经》，透过圣诗，透过预言，我们不时可以听到这一地区人民对上天作无可奈何的呻吟。
从气候上来研究巴勒斯坦，我们可以看出文明总是多灾多难的——蛮族环伺周围，干旱随时可置其于死地。巴勒斯坦一度是“奶与蜜流经之地”，一如《旧约》所说的。100年，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提到这块地区，他仍这样说：“这是一个优美的所在，空气潮湿，适于农耕。春天，有花有树。秋天，更有吃不尽的果品。这些果品，有野生的，有人工培植的……巴勒斯坦，无河流足资灌溉，雨量丰富，空气潮湿，因此颇宜于农作物生长。”古时候的巴勒斯坦，入春即雨水不断。水或储于池，或储于井。整个巴勒斯坦，有着纵横交错的运河沟渠，农田需水，运河沟渠即可灌溉。以上，可以说就是犹太文明诞生的物质基础。
巴勒斯坦土壤肥沃。农作物有大麦、小麦、谷物。这个地区，平地盛产葡萄，坡地几乎处处可见橄榄、枣及无花果。巴勒斯坦的毁灭，第一因素为人祸，第二因素为天灾。战争直接摧毁了适于耕作的土地，间接杀害或带走了照料土地的居民。人祸之后，天灾来了。当沙漠得寸进尺，吞没了地上的树木花草，旱魃即行就地称王。犹太人经过了18个世纪的流浪，今天又已重归故土。然而今天的巴勒斯坦，除少许绿洲外，大部分已属不毛之地。
巴勒斯坦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其悠久在厄谢尔（James Ussher）主教想象之外。加利利（Galilee）海附近出土的尼安德特人遗物，海法（Haifa）洞穴发现的五具尼安德特人遗骨，即已足够证明公元前4万年广泛分布于欧洲的穆斯特文化，是起源于巴勒斯坦。新石器时代的地板及火炉在杰里科（Jericho）出土，这一地区的历史确定已可上溯至中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2000至前1600年间，巴勒斯坦及叙利亚诸城市所储积的财富，已多到足使埃及帝国忌妒。
在公元前15世纪时，杰里科已发展成为一座很完备的城市。有城墙，有王，王受埃及保护。英国加斯顿（John Garstang）考古队在杰里科诸王陵墓中，曾发掘到成百的花瓶及其他殉葬物品。从这些物品可以看出，这个城市在西克索统治时代，其农耕技术已相当发达，在哈特谢普苏特及图特摩斯三世时代，其文化之发展已极可观。就特勒·埃尔－阿马纳（Tell-el-Amarna）书信研究，对巴勒斯坦及叙利亚人的一般生活情况，可以得知大概。这批书信制作时期，大概也就是犹太人进入尼罗河谷的时期。信中所称的“Habiru”，很有可能就是“希伯来”（Hebrews）。
犹太人相信，其始祖亚伯拉罕之先世，来自苏美尔的乌尔。该族定居于巴勒斯坦，约在摩西降生前1000年（约公元前2200年）。他们征服迦南，是膺天命，因迦南为上帝对他们的应许之乡。《创世记》第14章第1节，所提到的示拿（Shinar，巴比伦的别称）王阿玛帕尔（Amraphael）时代，可能就是汉谟拉比的父亲阿玛帕尔（Amarpal）以及其后继者在巴比伦称王的时代。关于犹太人出埃及及征服迦南，除下面一种间接参考资料外，找不到直接参考资料。所谓间接参考资料，是法老迈尔奈普塔（Merneptah，约公元前1225年）所立的一块石碑。那块碑上有着这样的句子：
所有的王都被制伏了……
提忽鲁（Tehenu）已成荒野，
赫梯业已平定，
迦南剥得精光，
以色列已无地可耕，
巴勒斯坦愿臣属埃及，
所有地方都已平定，
凡造反作乱者，皆已被伟大的法老迈尔奈普塔所制伏。
不过这并不能证明迈尔奈普塔就是《出埃及记》中所说的那位法老。但可确定的一点就是，埃及军队一度肆虐于巴勒斯坦。关于犹太人进入埃及，我们既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进入时的身份——奴隶还是自由人。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推想，进入埃及的移民，人数本来不多，摩西之世，在埃及的犹太人之所以成千上万，可能是生殖率高的结果——犹太人的生殖和苦难常成正比：“折磨愈大，繁殖愈多，生长愈速。”
犹太人在埃及受奴役，不堪其苦，这是他们之所以出埃及回亚洲的原因。他们的行为，当然是一种反抗及逃避，最后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圣经》对这方面的记载，一遵东方史的惯例，神话、事实兼而有之。摩西这个人，其存在不容否定，不过他的出现颇为突然。因为像先知如阿摩司及以赛亚，对他居然一字未提。这似不合《圣经》惯例。按《圣经》惯例，凡重要的记载，如主要人物出现及重大变故，大都会引用先知神话作为根据。
摩西领导犹太人所走的从埃及到西奈的路线，就是在距他1000年前埃及人追求绿玉所走的路线。犹太人在沙漠中转来转去，消磨了40年的时光，就现在看来似乎很不可能。但是，当我们知道他们在传统上是一个游牧民族时，便不会感到奇怪了。犹太人征服迦南的事例，在近东可算是家常便饭——一个又饥又渴的游牧部族，向一个比较富足的农耕地区突袭。他们尽可能把当地人杀死，对于能够幸免的，便和他们结婚。当时杀人似乎毫无限制。在杀人者方面，心理上毫无愧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替天行道。犹太人的英雄基甸（Gideon），连夺两城，杀人12万！这样嗜杀，可以说是亚述历史的重演。在近东，人口被消灭得所剩无几之后，历史学家便这样说：“现在天下太平了。”在犹太人中，摩西与约书亚是两个典型的领导者。摩西是一个耐心的政治家，约书亚是一个爽直的战士。摩西的统治是温和的，约书亚的统治是专横的。摩西假神意以行统治，约书亚凭武力以行统治。这两种领导都有效，犹太人便靠着这两种典型的领导获得了他们的应许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