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4年4月22日，康德出生于东普鲁士的首都柯尼斯堡。他的父母亲都是马具师出身，家境虽然不算富裕，但是温饱有余，因为有一技之长，再加上行会组织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他们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受人尊重，而且保有很高的荣誉感和自尊心。
按照《旧普鲁士年鉴》，康德出生的那一天被称为“埃马努埃尔”（Emanuel），他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后来康德自己改名为伊曼纽尔（Immanuel），但意思不变，仍旧是“与上帝同在”的含义。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因为康德成年之后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从不去教堂祈祷。康德最突出的哲学贡献之一就是“为信仰留下地盘”，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满足普通人的心理需要，他自己没有这种需求。所以，这个名为“与上帝同在”的哲学家其实并不真的与上帝同在。
康德13岁丧母，22岁丧父，在回忆起父母给他留下的遗产时，他曾经动容地写道：“我（出身技匠阶层）的父母非常诚实、道德高尚，而且举止有礼。他们没有为我留下财产（但也没有留下债务）。然而他们给了我一个以道德的角度而言最佳的教育背景。每当我念及于此，内心总是充满至高的感激之情。”
仔细琢磨其中的遣词造句，就会发现，康德只是强调了父母的个人品性，却只字未提他们的宗教背景。康德的父母都是敬虔派的信徒，这是新教的一个分支，也是当时柯尼斯堡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宗教流派。所谓敬虔派，顾名思义，就是强调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在于“敬虔”和“顺服”。然而这种敬虔和顺从只是相对于上帝和统治者而言，在面对异教徒和无神论者的时候，敬虔派的信徒往往会因为自认是“上帝的选民”，反而产生一种特权阶级的优越感。库恩在《康德传》中指出，成年后的康德既厌恶敬虔教徒的“奴性”表现，又反对他们那种“不可理喻的傲慢”。这样的情感反应很可能在中学时期就埋下了伏笔。
1732年，康德入读腓特烈中学，这是一段不那么美好的回忆。他日后写道：“许多人认为少年时期是黄金岁月，但这或许是个错觉，那是最难受的时期，有令人喘不过气的纪律，朋友寥寥无几，自由则更加稀少。”曾经有学者总结说，康德在评价他的中学教育时，最常提到的是以下三个词：虚伪、奴性和傲慢。
虚伪的反义词是诚实，英文里有一个词叫作integrity，意思是诚实、正直，我认为这个词更重要的含义是人格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如果一个人表里不一，被迫用自己并不认同的方式来表达自我，那就是对integrity最大的伤害。敬虔派号称是“灵魂的宗教”，特别看重“灵魂告白”与“自我批评”，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康德就读的腓特烈中学要求所有的学生在领圣体之前，必须事先撰文报告自己的灵魂状况，然后由一个训导人员来一一审核，确定谁有资格领圣体。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康德认为这种“自我审查”的做法，既是在控制人的身体，也是在控制人的心灵，它不仅无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独立性思考能力”，而且会导致“狂热思想以及精神异常”。由于在内心深处不认同这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做法，但又不得不屈从于学校的规章制度，这让康德深感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扭曲，他认为这种教育必然会制造出虚伪的人格。
其实，这种教育不仅会制造出虚伪的人格，而且会制造出“奴性的人格”。所谓奴性，就是缺乏个人的独立意志，唯主人的意志马首是瞻。晚年的康德在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时，曾经不无激愤地认为，自己在当时遭受到了奴隶一般的对待。
最后让我们来看“傲慢”，正像一个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词不仅适用于腓特烈中学的官员们，也适用于那些掌握权力的敬虔派信徒，这些人不但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而且要把“真理”强加给其他人。
毫无疑问，少年时的这些经历对于康德思想的形成都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只有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才会明白成年后的康德为什么会如此强调“人的自由”，为什么如此看重人之为人的独立价值和尊严，为什么会在《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敢于运用你的理性”。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康德的经历也恰恰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启蒙的敌人是最大的启蒙者，正如自由的敌人最好地确证了自由的重要性。
1755年，31岁的康德终于写完他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简述几个关于火的思考”。当他获得了硕士学位和讲师资格后，就可以在大学开课了。可是康德并没有稳定的薪水，必须靠学生支付的钟点费过活，为了赚取足够的生活费，康德要上很多课，吸引足够多的学生。好在他的课程很受欢迎，总是座无虚席。著名诗人、德国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赫尔德曾经是康德的学生，他形容康德的讲课风格“戏谑、机智与灵动”，“他的讲演课像娱乐的对谈。他谈论原作者，也会掺杂自己的思考，经常比他们更加深远”。赫尔德认为康德唯一关心的是真理本身，他毫不在意派系和门户之见，也不喜欢那些亦步亦趋、唯唯诺诺的门生。康德的哲学意在唤醒每一个人独立的思考。
康德在这个时期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人”，他喜欢打牌，看戏剧表演，听音乐会，从事各种各样的消遣活动，可以说是柯尼斯堡的社交达人。康德最喜欢的娱乐之一就是打牌。记得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对自己终日沉迷于打牌痛心不已，曾经这样自责：“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然后，这个胡适之同学继续打牌不止。有趣的是，康德对于打牌却有着非常正面的看法，他认为打牌“可以修身养性，让人情绪稳定，习于容忍克制，因此对道德修养有所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