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波斯人生活的主要因素为政治、军事，而非经济。换言之，波斯财富的累积靠的是权力，而不是工商业。凌空俯瞰波斯帝国的结构，上面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下面是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那个小岛就是统治阶层。那片大海就是被统治阶层。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结构。不过，正因其危险，更足以反映出波斯人的组织力及统御力的不同凡响。帝国组织的最高层为王。波斯人称王为Khshathra，此语兼有战士之意。 用战士之名称称王，一方面显示了王和军事不可分，一方面亦显示了王的专制本质。
由于在波斯帝国境内实际上就有好几位臣属之王，因此波斯王亦称“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这种称谓相当自大，但在古代世界从未有人敢于反对。希腊对于波斯王，干脆叫作Basileus，此字隐有世间一王之义。波斯王的权力，至少就理论上而言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只要他说杀便杀，根本无须通过任何审判程序，或宣布什么理由。不仅如此，他这种随便杀人的权力，有时还可转授给他的皇后或皇太后。
波斯王的意旨具有绝对性。这种意旨一经宣布就得贯彻。对于波斯王的意旨，贵族即使至亲或至尊，也不敢批评或违抗。所谓舆论，对此可以说更毫无影响。只要王高兴，他可当着父亲射杀儿子。这样做不是因为父亲或儿子有罪，目的只在证明他的射箭技术高明。有的王对于罪犯，可以打一阵“脚板心”。对于这阵打，被打者还要感谢“皇恩浩荡”。
波斯帝国就是由这种具有至高无上及绝对权力的王实行统治。不过真正由自己实行统治者，事实上只有少数英主，如居鲁士及大流士一世。至于其他波斯王，他们成天忙着下棋、掷骰子及追逐酒色之乐，国家大事则委托给少数皇亲国戚或宦官。宦官由于其地位特殊，或为王的近侍，或为太子师保，在宫廷中具有莫大的影响力。他们成天制造风云雷雨，每一朝代的权力更迭，他们几乎都曾从中作祟。 波斯王有权指定其继承者。一般而言，继任为王者，当为其诸子之一。不过，实际上是谁有势力谁便称王。换言之，指定往往落空，新王的产生常决定于暗杀或政变，而非指定。
王权的行使，实际上受到贵族的限制。贵族居于王与人民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大流士一世之后的贵族，最有权力的就是与大流士一世同时起兵反抗假西米底斯的那六家。这六大家族，除享有一般特权外，还可参与国家大事。贵族参政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作为宫廷咨政。国王有事，即向他们咨询。他们的发言，对王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一种各赴封地治理一方。这种贵族在自己封地内有着绝对的权力。他们可以征税、立法、审判、练兵。
王权的真正支柱，也可说整个帝国政府的真正支柱是军队。事实上一旦军队不能维系，整个帝国便会宣告瓦解。波斯是全国皆兵。国家有事，所有15至50岁的壮年男子，都必须服役。逃避服役，无论任何理由，均属罪大恶极。大流士时代，一位3个儿子的父亲，请求容其一子免服兵役，结果，3个儿子通通被处死！另在薛西斯时代，一位5个儿子的父亲，当其4子俱上前线后，请求暂留最后一子撑持家务，结果他所得到的是：最后一子被分尸示众。那孩子被砍成两半，置于部队必经之路的两旁！为了强调服役光荣，每逢出征，当部队开拔时，一方面有军乐前导，一方面有民众欢送。
御林军为一切部队的矛头。这支部队由2000骑兵、2000步兵组成，任务是保护王的安全。担任御林军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常备兵由波斯人及米底亚人组成。守备部队例由常备兵产生。波斯帝国就全国战略据点划分为若干守备区，每一守备区均派有守备部队驻守。一般部队则由附属国组成。原则上，一个附属国一支部队。这些部队有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武器，同一种战法。波斯部队由于来源不同，故其装备亦有别。部队的武器有：弓箭、刀矛、匕首、弹弓、盾牌、头盔、胸甲、铠甲；动力有：马、象；随军军属有：传令、司书、宦官、营妓。波斯部队一般均配有战车。这种战车在枢轴上通常都装有又长又大的镰刀。
波斯部队的军力，素以人马众多著称。以薛西斯所编组的远征军来说，人数即多至180万。一般而言，波斯部队组织训练均谈不上，其所以能战胜敌人，主要靠人多。因此，任何一支部队只要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即使人数少，亦可使之溃不成军。马拉松与普拉蒂亚之战，就是如此。
在波斯，王命就是法律，军队就是权力。这两种东西，除先王训谕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之受到约束。谈到法，波斯人最足以自豪的就是他们的法——也就是他们国王说的话或承诺——都是不能更改或违抗的。波斯人相信，国王的决断或命令都是出于阿胡拉·玛兹达大神之意。王法因此也是神圣的。王是最高审判者。不过，这项职权照例由国王委派亲信大臣代行。
国王之下，是一个7人组成的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之下，是若干地方法院。这些法院星罗棋布，遍于全国。在古代，法官多由祭师充任。其后，一般人甚至女性，也有被任命为法官的。被告除案情重大者外，审理前均可保释。审理有一定的程序。法官审理须同时考量被告的功过。过大者固须受罚，但功大者能获赏。案件审理差不多都定有期限，稽延之事绝无仅有。小的争端常不经由法律途径，直接由仲裁人加以调解。由于审判的依据一般均为判例，而判例是很复杂的，因此，一种相当于“代书”或讼师的阶级便应运而生。他们接受原被告的委托，收取相应报酬，替原被告打官司。
疑难案件常以对神发誓来解决。天判偶尔也加以采用。司法界相当清廉，因为贿赂一经证实，行贿者与受贿者都是死罪。康比斯有一次发现一位法官贪赃枉法，于是下令把那位法官活剥，还把剥下来的皮做成坐垫，给继任的法官——事实上即被剥法官的儿子——在判案时垫坐。
轻微过犯，用鞭，少者为5鞭，多者可至200鞭。毒死牧羊犬，所罚即为200鞭。但过失杀人，则不过90鞭而已。鞭可改为课以罚金：1鞭换6卢比（rupee）。所罚之款即供作法院经费。处罚较重之罪，有烙印、使成残废、断手足、剜目、监禁及处死等刑。所犯为单一之罪，依法不能判死刑，即使国王亲判，也不能违此规定。不过，犯下列各罪者，则属例外，那就是：叛国、强奸、鸡奸、谋杀、自渎、焚尸灭迹、私入宫禁、接近嫔妃、私坐龙位以及一切冒犯王室之举动。处死有下列各种方式：令服毒、用桩刺杀、磔、吊（通常为倒吊）、上十字架、活埋、用大石把头压碎、以热灰闷死及惨无人道的“船刑”。 波斯人所想出的这些杀人花样，后来被入侵的土耳其人学去，土耳其人又把它转教给别的民族。
有了法，有了军队，于是国王便可统御其20个行省。波斯王建有许多都城，统御各省即从这些都城发号施令。帕萨尔加德是波斯的古都。波斯波利斯是波斯的首都。埃克巴坦那是波斯的夏都。但许多波王，都喜欢住在苏萨。苏萨本为埃兰古都——近东历史起自埃兰，现在又回到了老地方。以苏萨为都，好处在难于接近，坏处在远了一点。例如，从那里派兵赴吕底亚及埃及平乱，部队至少要走500英里。可是，马其顿入侵时，亚历山大为取苏萨，自巴比伦出发急行军得走20天。
波斯帝国处处修路，从世俗观点来看，似乎在处处为希腊、罗马征服西亚做准备。不过，就宗教观点来看，这种解释得完全颠倒过来。它加速了西亚征服希腊、罗马。
为便于管理及征税，波斯将全国划分为若干省。这些省由省长，有时由分封诸侯，秉承波斯王之命治理。省长或诸侯任期的长短，全由能否获得国王信任来决定。为防止各省坐大，大流士每省除省长外，又派一位武人、一位文人协同治理。武人称将军，负责军事。文人称监察，负责监督省长与将军的言行。省长、将军及监察，三者均各向国王负责。
除省长、将军与监察三者分立制衡外，国王更常派情报人员为其耳目，这些情报人员以钦差大臣名义，随时赴各省考察。他们考察的范围非常广泛，民政、财政、军事，通通均可过问。失职的省长，轻的丢官，重的赐死。这种赐死经常不加审讯。有些省长前一天还照常问事，可是第二天就无疾而终。要一位省长死很容易，国王只要令其内侍送他一杯毒酒就够了。
在省长之下，实际推动政事的是一批官吏。这批官吏各有各的职掌。他们分职办事，往往无须请示或指导。省长变动，甚至朝代变动，这批官吏仍无变动。在整个波斯历史上，国王可死可废，这批官吏却不死不废。
波斯各省官吏，当然都有薪俸。不过，他们的薪俸不是从国王而来，而是从在他们治下的老百姓而来。作为一位省长，那是很阔绰的。他们有宫室、有园丁、有嫔妃。省长不但不从国王那里领薪俸，而且每年还要以进贡的名义，对国王孝敬大笔金钱或物资。每年各省向国王进贡白银如下：印度是4680塔伦；亚述和巴比伦是1000塔伦；埃及是700塔伦；小亚细亚四省是1760塔伦；加上其他，合计是14 560多塔伦。这些银子，约合1.6亿至2.18亿美元之巨。此外，还有实物进贡：埃及年纳谷物12万人份；米底亚年纳羊10万只；亚美尼亚年纳乳马3万匹；巴比伦年纳年轻太监500人。
进贡又进贡，波斯财富一年一年增加。这一年一年增加的财富，虽经历代宫廷150余年的豪华享受、成百次靡费不赀的战争及大流士三世逃跑时带走的白银8000塔伦，但至亚历山大攻下波斯所有都城后，清点库存，尚余白银18万塔伦。这笔钱达27亿美元之多。老百姓费这么多钱支撑一个政府，代价是够大的。不过，这笔钱花得不算冤枉。因为波斯政府在地中海世界，除后来的罗马外，可算是历来政府中最成功的。事实上，罗马有许多地方，例如政治结构、政府组织、行政方式，大致都是取法波斯。
当然，波斯有些君主非常残忍浪费，有些法律极端野蛮，不过，在其治理下，尽管苛捐杂税一大堆，但老百姓因有和平及秩序，所以渐渐都富足了起来。另外值得称许的一点就是由于政策开明宽大，其所统治的地方自由度很高。在波斯帝国内，每一个地区可以保留自己的语言、法律、风俗、道德、宗教、钱币。有些附属国甚至保留了他们自己的君主和朝代。附属国如巴比伦、腓尼基及巴勒斯坦的居民，甚至有这种感觉：波斯的统治者，远较他们自己的统治者温和；在波斯统治下，税捐负担也较轻。波斯治绩之隆，当以大流士一世为最高峰。历来圣君能够和他相提并论者，除罗马的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及安东尼（Antonine）外，可说寥寥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