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们结束在蒙田的那句名言上，我相信它是对康德毕生事业的最佳总结，因为康德明确地指出，他做哲学的全部旨趣都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问题：
1.我能知道什么？
2.我应该做什么？
3.我可以希望什么？
后来康德又补充说道，这三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人是什么”这个最为根本的大问题。
单单看着这几个问题，就足以让我们心驰神往，可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那就只是充满了浪漫情怀的口号，它引人遐思，却没有任何的可操作性，更谈不上有任何的学术性。过去这些年我常常会收到一些民间哲学家的鸿篇巨制，他们对哲学事业充满了激情，但是往往思而不学，热衷于另起炉灶，就好像此前两千多年的哲学史根本不存在，虽然不乏奇思妙想，但归根结底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果想要避免天马行空、神游九霄的民哲风格，就必须把哲学思考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脉络和学术传统之中。
康德当然不是民哲，当他追问“我能够知道什么”的时候，是在非常自觉地立足在近代哲学的传统中，接着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往下说。我希望大家都还记得，唯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知识源于并且基于理性，经验论的基本观点是知识源于并且基于经验。从笛卡尔开始，一直到休谟，这两派观点争论了一百多年，可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当唯理论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会导致独断论的问题。所谓独断，日常的含义是未经商量，独自做出决定。在近代哲学的语境里，独断论指的是在没有考察理性的能力和边界之前，就对于那些我们不理解的事物，或者根本不存在的事物随意联想，信口胡言，做出一些似是而非却又斩钉截铁的武断结论。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说”就是独断论的典型例子，莱布尼茨其实在僭越人类理性的边界，站在上帝的视角，对这个世界的本质做出论断。
另一方面，当经验论发展到极致，就会导致怀疑论的问题。比如说休谟指出因果关系并没有必然性，只是我们心灵的习惯性联想，这不仅让自然科学的基础变得不再可靠，也把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康德承认，某种程度上，《纯粹理性批判》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回应休谟的挑战，把休谟问题尽可能地铺展开来，也正因为这样，康德一度被朋友戏称为“德国的休谟”。但是我认为这个绰号并不合适，因为康德虽然正视休谟的问题，但并不接受休谟的立场。
康德的理论使命是左右开弓，既反对独断论又反对怀疑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康德就需要一方面为理性划界，对于理性力所不能及的领域，保持沉默，否则就会掉进独断论的陷阱；另一方面康德要正面回应休谟问题的挑战，论证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普遍必然性，否则就会陷入怀疑论的泥沼。
